70年前,日本的侵华战争画上了句号。与战前相比,战后日本社会、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正如人们看到的,直到今天,中日历史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中日两国关系和两国民众的感情。
走上和平道路的日本为什么与中国之间仍存在历史问题?历史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思考饱受非议的日本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势如何?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中方首席代表步平做客南开大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讲堂,与师生们分享他对日本战后处理与中日历史问题的认识。
从未使用“战败”、“投降”概念的《终战诏书》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70年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侵华战争中战败投降了。但时至今日,中日历史问题仍然困扰着两国关系和民众感情,这与日本战后的处理问题密切相关。”步平认为,有一个因素埋下了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伏笔”,这就是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签字,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向盟军中国战区投降;10月25日,侵略殖民台湾50年的日本在台北向中国政府代表投降。日本递交给同盟国及中国的,都是白纸黑字的“降书”,“战败投降”的概念非常清晰。
但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的《终战诏书》的内容则是:日本军人“勇武善战”、官员“励精图治”、一亿人民“克己奉公、尽其最善”,目的是为了日本的“安宁”和世界的“共荣共乐”,“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同盟国使用“残虐之炸弹”,如继续作战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波及人类之文明”,日本为了“亿兆之赤子”而宣布接受美苏中英四国共同宣言。其中,没有一句话提到“战败”、“投降”。
步平指出,从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和对历史负责的角度,《终战诏书》可以说没有任何建树,相反,它带来了战后关于历史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与争论,这也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日本右翼和保守派势力强词夺理地声称当年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大东亚战争的原因,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也可以说是从这时开始的。
“《终战诏书》所突出的,是天皇的‘圣断’,即英明地决定终止战争,这为战后日本方面对那段历史的矛盾认识,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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