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
步平说,二战期间,日本各科的“国定教科书”几乎都贯穿军国主义思想,语文课、历史课自不必说,音乐课学生唱军歌,连数学课也常见“一艘军舰六门炮,十艘军舰共多少门炮?”之类的计算题。战后初期,因为没有时间编出新的教科书,出现了“墨涂”教科书奇观,即将课本中过于露骨的话用墨汁涂掉,然后继续让学生用。
但日本战后的教育制度还是发生了重要变化的,1948年日本教科书由“国定”改为“审定”,即可由各个学校的教师自行编写,交文部省审定通过即可出版。于是,一些对战争有反省认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修改修订工作,出现了教科书在反思战争责任时是“改善”还是“改恶”的争议。前者对战争加以反省、谴责,后者则不提反思而百般维护,双方争论相当激烈。
步平以教科书“改善”代表——历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为例,介绍了这场“斗争”。1960年,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新日本史》,涉及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在朝鲜的暴行以及细菌战等细节,日本文部省审定时向其提出修改建议。家永三郎不接受修改建议,于1965年向法庭控告文部省违反言论自由,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前后耗费32年。直到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决:家永三郎编写的教材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的四件事合法,文部省的修改意见违法,但文部省的审定制度合法。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斗争,深刻地影响了同时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针。以1997年的日本史教科书为例:在23种高中历史教科书和7种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部都介绍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内容,这可以说是日本中学教科书“改善”最好的一个时期。
随后,极端右翼势力组织反扑,扶桑社2001年编写了第八种初中新历史教科书和公民教科书,是日本历史教育“改恶”回潮的典型。书中颠覆了一些最基本的历史观念,把日本远古的神话当作史实来写,对战争责任也刻意回避或篡改。
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战后日本学校对教科书采取地方自主选择的原则,据统计,2005年,日本全国选择使用扶桑社教材的比例仅为0.4%,采用前7种教材的中学生仍达99%以上,扶桑社教材的影响力相当有限。
在讲座中,步平多次强调:“我们当然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和文部省通过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等行径感到愤怒,但是不要把我们的愤怒指向所有的日本人和日本学生,而要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和不使用扶桑社教科书的老师和学生,共同抵制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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