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毕生追寻白求恩的人

在加拿大有这么一位对白求恩着迷的历史教师，他将大半生献给了白求恩研究，在加中两国他称得上是最权威的白求恩专家了，他的名字叫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为了告诉人们一真实的白求恩，他循着白求恩的足迹遍访了加拿大、美国、西班牙和中国----白求恩生前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地方。他先后出版了多本关于白求恩生平的书，最新一本以英、中、西班牙三种语言出版，书名叫《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

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中国人民不能不怀念白求恩。记者慕名前往，拜访了这位作者，他居住在列治文山市，从多伦多出城，驱车北行，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即可抵达。

这是一片森林覆盖的丘陵地带，在GPS的指引下，一路是曲径通幽，鸟语花香，好一处隐居之所。住宅位于路的尽头，是一栋二层木板别墅。听到门铃，斯图尔特夫妇开门迎我们入内。在客厅落坐后，夫人莎朗为我们每人斟了一杯茶，寒喧后就告辞上楼去了。罗德里克解释说：夫人莎朗也是位作家，这本《不死鸟》就是两人合写的；她现正在忙着写另一本书呢，因此失陪。

今年已81岁的罗德里克身体瘦弱，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落坐后，他告诉我们，为了探寻白求恩，他曾三次踏访中国。记者问，当初是什么激发了他对白求恩兴趣的呢。他于是娓娓道来：那还是1969年，35岁的他在多伦多大学附中教历史。在讲二战史时，课堂上播放了一部由加拿大国家电影局于1964年拍摄的《白求恩》纪录片，其中有对白求恩的简要介绍。一个16岁的学生很动情地站起来说：他父亲就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名医，家中拥有三部汽车。他本以为当医生就是为了赚大钱，车多才是成功的标志。看了《白求恩》他才明白，医生更重要的使命是为民众解除疾苦，而不只是为了赚钱。罗德里克当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寐。他想，既然白求恩的事迹能够感动青少年，当然也可以感动更多人；但影片的内容有限，何不广为搜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非凡的医生。自那以后，他开始了对白求恩足迹的不倦追寻。

幸运的是，1970年加拿大同中国建交，第二年中国就在渥太华设立了大使馆。于是他向中国使馆表示了前往中国的愿望。1971年当他正在美国采访斯诺夫人时，接到了中国驻加使馆邀他前往面谈的电话。中国首任驻加大使黄华会见了他，他按斯诺夫人的嘱咐向黄大使出示了当年中共领导人在延安送给斯诺的一块绿丝巾，而当时的翻译正是黄华。黄大使对丝巾一见如故，极为高兴，表示愿意同国内有关部门联系。两个月后，罗德里克就接到了中国对外友协和中国医协的邀请，并于1972年4月1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此访仅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一个多月。在为期5个星期的中国之行中，他到访了西安、延安、石家庄和上海等地，遗憾的是因交通不便，他未能如愿前往白求恩工作过的晋察冀地区。但让他高兴的是他采访到了同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医生、战士和翻译等，其中包括马海德。聂荣瑧元帅也亲切地会见了他。

在回国后的1973年9月他出版了第一本书，《白求恩》。特鲁多总理在访华时，还将这本书赠送给了中国领导人。特鲁多访华归来后当即决定由政府购买白求恩故居以恢复其原貌。罗德里克告诉记者：白求恩的父亲是位长老会牧师，住宅是教会提供的。后来也一直由其他牧师住着。但许多中国人和华人常常慕名而来，并敲门要求参观和拍照，也不管牧师家是在吃饭还是在休息。牧师一家不好谢绝，只能以礼接待，但在送走客人后，牧师就屡屡向政府提出抱怨。这也算是政府将其购为公有的一个原因吧。

政府将购房建馆事交由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负责，但恢复白求恩出生时的原貌需要相关资料和专家指导，于是他们就按书追索找到并聘请罗德里克当了顾问，并满足了他到中国和西班牙再做实地踏访的心愿。多伦多大学也很开明，准了他一年的学术假期。于是，1975年罗德里克以政府公园管理局代表的身份再次访华。在为期3周的访问中，他去了白求恩牺牲之地松岩口，见到了一些同白求恩有过接触的人。回来后，他在为白求恩故居工作的同时，为加拿大中学生写了一本普及性白求恩生平读物。不久后，他又将在美、加、西班牙等国收集到的白求恩写给友人的书信与诗文等合为一集，于1977年出版了《白求恩的思想》一书。

其后，罗德里克夫妇还曾两次去过中国担任英文教师，第一次是1979年到重庆外院，第二次是1983年到哈尔滨，各教书一年。在此期间他发现，中国人对白求恩的了解多局限于其在中国工作的那22个月，并将其神圣化。这让他产生了再写一本书，更全面地介绍白求恩的愿望。于是，2001年他再次出发，开始了为期数年的重走加、美、西、中四国的旅程。

2005年5月初罗德里克携同夫人莎朗开始了第五次中国之行。这次他们是应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邀请，在白求恩当年的学生张业胜和翻译董越千女儿董春的陪同下，重走了白求恩当年走过的晋察冀山区。第二年，他们又到西班牙沿白求恩行医并运送血液的路线，以及他帮助难民逃亡的路线重走了一遍。回国后，两人用了数年时间完成了《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一书。此书于2011年出英文版，2013年出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

当问起他所采访的中国人对白求恩的印象与评价时，罗德里克说，1972年时他见到了一些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或是接触过的人，他们的首要印象就是，白求恩是个工作狂，他做起手术来不知疲倦。聂荣瑧听到白的助手的报告后，曾亲自催促白求恩休息，聂说：如果你累坏了，对反法西斯事业也是不利的呀。但白求恩就是不听，有一回他在69个小时之内做了115例手术，有时炮火逼近了，他也不肯撤离；即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停止为伤员做手术。

第二个印象是他那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为人做事的严厉与不徇私情。为此人们在私下里都称他为“老虎”。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助手在手术室里吃苹果，上去就是一巴掌，将苹果打落在地，并严厉地警告道，“在手术室里是绝不允许吃东西的！”有一次他看到聂荣瑧在吸烟，伸手就将烟从聂的嘴里夺走扔掉，然后对聂说：在部队你是BOSS，听你的；在医护所我是BOSS, 得听我的；我要告诉你，吸烟是损害健康的。

罗德里克对记者说，自信而固执是白求恩极为突出的个性。白求恩向聂荣瑧提出要建一所战地医院，聂出于安全考虑表示反对，但在白的固执下最后勉强同意。结果，这所“模范医院”在白求恩的主持下是建立起来了，可只存在了三个星期就被日本鬼子给摧毁了。但白求恩从不气馁，不言放弃，他开办了急救与外科手术短训班，目标是用一年培训医生，6个月培训护士。他指望受过培训的人再去培训其他人，有了更多的医护人员就可以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

当记者问他本人对白求恩的看法时，他说：首先，白求恩有信仰有追求，为此他可以牺牲一切，直至生命，这是他最为可贵之处。他告诉记者，从西班牙回国后，白求恩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为此他丢了工作，因为没有一家医院愿意聘任一个共产党员。他先后去西班牙和中国都是为了信仰。尽管战地条件艰苦，并得冒生命危险，但他都在所不惜，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罗德里克尤为钦佩白求恩为公忘私的献身精神。他告诉记者，白求恩是有名的胸外科医生，曾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协会执委。白求恩年轻时相当精神帅气，风流倜傥，并注重穿着打扮，懂得享受。白求恩在底特律行医时开了自己的诊所，一度过着锦衣玉食，美酒跑车的优渥生活，甚至有“嗜酒”的名声。可他到了西班牙和中国的战地后，这一切他都毫无顾惜地弃绝了。他是来自外国的名医，在八路军中受到高度尊敬，部队领导要为他开小灶，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同当地老百姓和战士吃一样的粗食淡饭。除了他刚到达中国时喝过一次酒外，在中国他再也没有喝过酒。许多在国内时的不良习惯都无影无踪了，每月给的100元“高薪”他从未领取过。白求恩在从晋察冀寄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真的想念咖啡、三分熟的烤牛肉、苹果派还有冰淇淋。想想都是绝佳的美味呀！还有书籍----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听音乐吗？你们还常常跳舞、喝啤酒、看画展吗？躺在那辅着白床单软乎乎的床上是什么感觉？姑娘们还渴望被人爱吗？但必须遗憾地说，如果我再次获得了上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带给我惊喜。”上述就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多彩生活的一个具体写照，但为了信仰他都弃之不顾了。罗德里克说，到了中国以后，白求恩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击法西斯的事业中去了。他说，在中国的那22个月，才是白求恩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其次，白求恩极具冒险与实干精神。对于理想有些人说说就算了，可白求恩不，他是想了就说，说了就要干。就说去中国吧，原是有美国医生要同行的，但临启程时他们却打了退堂鼓，最后只有白求恩带着一位加拿大护士和价值5000美元的医疗器械义无返顾地出发了。人们不能不佩服白求恩这种“千难万险我独往矣”的大无畏气概。要知道。那时苏联和美国还远没有要向德日宣战的意向呢。

罗德里克告诉记者，白求恩的另一大可敬之处在于以慈爱情怀关心弱势群体。他20岁时曾志愿到安大略省北部林区义务地为外来劳工教授英语和文化知识。后来白求恩患上肺结核，在纽约州一处疗养院休养治疗了一年，推己及他，病愈后就致力于肺病研究，以图解除患者的痛苦。1935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行医期间，每周日会到青年基督教协会免费为穷人义诊。1936年，白求恩组织成立了“保障公众健康团体”，这是在加拿大最早发起的推进医疗社会化的行动。

说到这里，罗德里克告诉记者，白求恩不仅精通医术，而且多才多艺，能写诗，会作画，他的一幅绘画作品还获过奖呢。1936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自己的公寓里曾开办过一个艺术班，利用每周六的时间免费为青少年教授绘画。

白求恩对医学也颇有贡献，他在西班牙前线发明了流动输血车。那以前，伤员要运往城市的医院后才能输血，流动输血车则可将在城里募集到的血浆运到前线在战地适时输血，这救活了大批士兵的生命。他发明的流动输血车被誉为西班牙内战时“军事医学上的伟大创举”。此外，他发明的外科“开肋胸剪”至今还在使用。因为这些发明，白求恩的名字于2010年被纳入了加拿大科技名人堂。

最后，当听到中国人民将在今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时，罗德里克说，他在重庆教书期间，参观过1939年日机轰炸重庆时人们避难的防空洞，在哈尔滨期间也去看了日军731部队的遗址，他亲耳听过人们讲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战争暴行。他对中国人民的惨痛遭遇和巨大牺牲深为同情，对日本当局至今不肯明确承认并使用“侵略”一词感到不能理解。他说：不论日本首相是不是承认侵略， 是不是承认“强征”慰安妇，全世界都知道那是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他说，美国哲学家乔治.桑特亚纳（GEORGE SANTYANA） 说过，“那些不能牢记过去的人注定是要重蹈覆辙的”，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将日本的侵略罪行公之于世，为的就是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