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意志下的日军细菌战资料选（之六）【3】

三、731部队及细菌战在日军中的地位

1．在日军中的地位

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日本进入准战时体制，在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创建了731部队。

1932年初，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三等军医正石井四郎[ 军医正是日本军医的高级职务，石井即为军医正。——译注。]就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中将、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等陆军中央的干部，热心游说实施细菌作战的必要。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远藤三郎少佐在听取了石井的游说后，在日记中写道：“1月20日（周二）有云，寒气中可见数点雪花。石井军医正来说明细菌战准备的必要，共鸣点很多，应迅速促其实现。”（宫武《将军的遗言》第76页）

于是，1932年4月，在军医学校防疫部的地下室开设了防疫研究室，任命梶塚隆二二等军医正为主干。防疫研究室新建筑物于1933年10月竣工，1795平方米，表面上是从事“国军关于防疫作战业务的研究。”（《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1936年版，第184页。）

从1932年到1933年，又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设立了称作“东乡部队”的细菌战研究机关，并开始了人体实验。《远藤日志》（1933年）中有这样的记载：“11月16日，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视察交通中队内实验场进行实验的实况。第2班毒瓦斯、毒液的实验。第1班进行电气实验，各研究班利用2名匪贼做实验。吸入毒气5分钟后的人发生肺炎，奄奄一息，但从昨天至今仍然活着，注射15毫克的青酸钾铝约20分后失去意识。”（《将军的遗言》，第77—78页）

“12月8日，迎接石井和伊达视察背荫河的细菌实验场。600多平方米的大兵营，如同见到要塞一般，共同努力的业绩历历在目，着实要花费20数万元的经费。”（《将军的遗言》第79页）

可见，背荫河是花费了20几万元的巨资建设的，但后来发生了被强掳充当实验品的“马路大”逃跑的事件。1936年，关东军开始在哈尔滨的平房建立关东军防疫部（731部队）。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于充实在满兵备的意见》（1936年4月23日《陆满密大日记》，1936年第9册，存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第三款第23项中指出：

第23，关东军防疫部的新设增强

按预定计划，为调查研究昭和11年度流行急性传染病的防疫对策，及其他流行的不明疾病，为细菌战做准备，特设立关东军防疫部。

随着在满部队的增加，昭和13年度以后做一部分扩充。

关东军防疫部驻扎哈尔滨。

该件当年得到正式承认（批准），9月29日，又从“满洲事件费”一项里支付110万元。此关东军防疫部即731部队。

1937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占领地的扩大，细菌部队也予以扩充。1937年，在北京成立了北支防疫给水部。1939年，中支防疫给水部和南支防疫给水部分别在南京和广州成立。包括731部队，这四个大的机构加上日本内地的防疫研究室人员，到1940年，总人数达4898人，如果再包括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总人数达10045人。1941年对英美开战后，又于1942年在新加坡设立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其支部遍及太平洋、亚洲各地域。

1941年7月，关东军为对苏作战准备展开关东军特别演习，在此前后，大规模的细菌武器的实施主要是瞄准苏联。当对英美开战后，针对英美的比重逐渐增大，如参谋本部《昭和17年ホ号指导要纲》中：

イ、昆明（以下数字抹去）。

ロ、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宁（沿岸飞行基地）。

ハ、萨摩亚（撤退时）。

ニ、DH、AD、AK。

ホ、澳洲要点（以下数字抹去）。

ヘ、加尔各答。

《井本日志》1942年4月12日

上述记载说明，细菌战不只在中国，在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以及印度、澳大利亚都有他们设定的细菌战攻击目标（其中的DH、AD是攻击阿留申群岛，Ak是对付阿拉斯加）。这一阶段还带有谋略和扰乱敌后方的意义。但随着日本渐渐露出失败的征兆，即从1944年到1945年，细菌攻击的重点从苏联转向美国，细菌武器被放在谋略的位置上，如果可能，还要把它上升到决战武器来认识。比如，根据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大塚文郎的业务日志记载，1944年4月26日，石井四郎被陆军省局长会议召来，商议实施细菌武器攻击事宜。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说：“（向）悉尼、墨尔本、中途岛、夏威夷投入PX，看他们能活上一个月！”（用潜水艇输送）（《大塚备忘录》1944年4月26日）。

1944年7月，塞班岛陷落前召开的临时局长的会报中，陆军省医务局长神林浩就提案对关岛、塞班岛的美国守军实施细菌攻击。当时议论称“有一定程度的医学效果”，“对关岛、塞班使用（细菌武器）的话，数月之内敌可能失去作战能力”。可见，对细菌武器在对美作战中抱有相当高的期待。

由于塞班岛陷落，东条内阁倒台，1944年7月22日，杉山陆军大将、秦彦三郎参谋次长、神林医务局长发出“塞班、夺回大宫”，决定对关岛、塞班岛实施细菌攻击（《大塚备忘录》1944年7月23日）。但这一决定并未能执行，因为11月14日，日本在莱特冲海战惨败，战局已面临绝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穰一郎就ホ号使用问题同军务局长商谈，表示‘从现在开始拟应考虑谋略的用法’。”（《真田日志》7月22日）

7月21日，731部队长北野政次作关于50型瓷弹的效果报告，称从50米的高度投下后，“确实能获得对人员杀伤的效果”，并建议“一举、大规模的战略性投入是可以的”。（《真田日志》11月21日）

就这样，在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处于压倒劣势的情况下，细菌武器一直作为日军用于反击的谋略武器或决战武器，而获得最后的期待。11月28日，真田作战部长对关东军使用烟雾弹和瓷弹散播鼠疫菌、炭疽菌的实验结果，记下了“确实”的字样，并对关东军和支那派遣军大量捕获老鼠、繁殖增产跳蚤寄予极大期待。（《真田日志》11月28日）

2．实施细菌战的指挥命令系统

细菌战在陆军中央部的位置随着战局的恶化而提高，这是1940年到1942年进行细菌战实战、以及积累了人体实验（经验）的结果。因此，实施细菌战指挥命令系统的重要方针是，731等部队须经天皇裁可的军令方能设立，以及实施细菌战和（动用）731等部队不能由派遣军决断。如同前面史料中提到的，1940年在宁波的“ホ号作战”，是基于“大陆指第690号”实施的，又是根据“大陆指第781号”终止的，如果没有参谋总长的命令是不能实施的。

1942年在常德的鼠疫攻击战，据《井本日志》（9月16日）中明确记载“ホ的大陆指发令”，也是基于“大陆指”而进行的。

还有，1942年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战时，《井本日志》（5月30日）中记有，5月30日，参谋本部召集石井少佐、中村中佐、增田中佐、小野寺少佐、增田少佐开会，“由第一部长传达大陆指及注意”。此第一部长即田中新一少将。可见，1942年的细菌战也是根据“大陆指”来进行的。

以上，可以明确地说，细菌战的实施是由日军参谋本部指导、承认和指示来进行的。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3辑，2001年内部版，第9—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