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解读：近年中日关系为何不断震荡

人民网北京8月9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吴怀中在《日本学刊》2015年增刊发表《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30年综述》。文章中指出，中日两国是近邻，中日关系一向被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30年来日本政治领域（狭义的“日本政治”范畴，不包括日本外交以及安全防卫等领域），持续出现了诸多令世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在治国理政大目标上，从追求“国际国家”（实为“准政治大国”）、到“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再到“全面大国化”的“国际社会主要玩家”（集中体现在安倍试图以“安倍经济学”、“安倍国防学”、“安倍外交学”的三大综合政策，强势推动实现“夺回强大日本”、争做“亚太经济及安全主导者”以及“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的国家战略构想上）；在政治思想上，从新保守主义，到总体保守化，再到民族保守主义；在政党体制及政局演变上，从中选举区制到小选举区制，经历了一党优势、多党重组，疑似两大政党制，再到一党独大；而在政体改革及央地关系上，又有围绕集权与放权、公平与效率的反复博弈过程。

日本政治的这些变化，对中日关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造成近年两国关系不断震荡的主动性原因。因而，不断提升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的质量，加深对日本政治演变规律、发展趋向及其对外影响的跟踪和分析，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和任务。

30年学术研究内容史：三个大阶段

将30年的日本政治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阶段性 特征。也即，在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政局重大变动期、体制及模式转换摸索期、政治思潮倾向明显变化期，以及与此相关日本安全及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动向的区间，中国学术界对日本政治领域的研究往往会出现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的现象。据此，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可分为起步奠基期（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提速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和快速发展繁荣期（21世纪头15年）三个大的阶段。各个阶段划分的标准不仅是以论著数量的多少为依据，还着眼研究成果的理论突破即质量的提升状况。如果再细分的话，每一个大的时段又可以划分出具有一定特征的若干个小区间。

30年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课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大类：对日本政治体制及发展模式的分析；对日本政治思潮（特别是右倾化及保守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分析；对日本政党政治及政党体制的分析；对政局演变及政坛变化的分析；对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内政与外交关联）的分析。以下就依据这几大类领域对30年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内容做一概观。

关于政治体制及发展模式

这30年，也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具体而言，从冷战后到现在，在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宏观转型的背景下，日本政治中的诸构成要素，例如选民与政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决策过程中的政官关系等，都处于深度调整及变化之中。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的第一主题自然就锁定在对日本政治体制及模式的成功，即对创造“日本奇迹”的分析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政治背景、政治体制（尤其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现象等）、政治动因等要素一再得到重点关注，可观的研究成果也在那时出现。

第二主题是对日本政治体制及模式的转型、改革及混沌局面的分析。冷战结束至今，伴随经济长期低迷，日本政治开始进入持续动荡时期，因而体制改革及政界重组等便成为日本政治研究的一大关注点。

第三主题是对日本政治体制及国家发展模式的宏观研究。包括从宏观与微观、从总结过去与预测未来的角度进行的总体分析。

关于政治思潮及政治文化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政治思潮尤其是右倾化和总体保守化通过对国家政策的规范作用也会给中国及中日关系带来影响。因而，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对日本的这种政治动向给予了持续高度的关注，对日本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背景及成因、定义及特征、表现及走向、对修宪等国家大计的影响等展开了诸多探讨，发表了不菲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政治文化等新研究领域也得以发掘和拓展，这进一步夯实了日本政治研究的基础。

关于政党政治与政党体制

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政党体制及其运作是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体系中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领域。各种涉及政党及其外围政治势力的政治现象及规律均被作为分析对象。其中，综合性研究、体制及形态转变研究、政党及政权运行是三大重点关注对象，而对各在野党的研究则得到进一步扩展。在研究成果的分布中，涉及自民党的占很大部分，比在野党研究的总和还要多，这与日本政治结构的历史与现状有很大关系。而民主党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对该党的相关研究也曾有大量涌现的现象。

关于政局演变及政坛变化

由于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持续分化组合，引起了政权频繁更替、政局动荡不稳。这一宏大的“政治试验场”，成为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每次日本政局的重要变化都被作为研究界讨论和写作的热点题目。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政局演变以及政坛分化组合的特点与性质的分析，二是对未来政局及其带动的相关政策走向的研判。

关于政治与对外关系

中国的日本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联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是从广义上和总体上考察日本内政（决策）与外交的关系，二是围绕特别个案（尤其是钓鱼岛事件）进行的一种案例分析型的剖析和考察，这也是进入新世纪后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新兴领域。关于第一类的研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包霞琴等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刘宗和《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郭定平主编《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徐万胜《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关于第二类的研究成果则有：翟新《日本民主党政权应对钓鱼岛事件的异常性问题》、吴寄南《试析钓鱼岛争端的日本国内政治背景》、吴怀中《日本政治变动及其对华影响》等论文。

挑战：重复跟“风”追“热” 政治问题研究不够深

日本政治研究需要兼具高度的理论水平以及对日本政治现实长期跟踪的学术积累，在整个日本研究中并不属于热门和显学。比起直接与中日关系紧密相连的外交安全与经济领域，日本政治类的成果在数量上从来不占优势。即便在《日本学刊》这样的业内权威期刊上，日本政治类论文的数量比重仍然相对较小（2000年到2014年间，《日本学刊》上发表的日本政治类论文比重仅占全部论文的9%左右）。

30年来，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学术成就，并有数量不菲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对于学界和政界加深对日本政治和政局变动的理解、正确判断日本政治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日本政治研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瓶颈和问题挑战。首先，依旧是专业研究理论不足、后继乏人的问题。虽然学界号称从事日本政治外交研究的人员数量众多，但细分之下即可发现，大部分研究者平素都在从事热点（外交、军事安全、争端冲突）议题的跟踪和分析，真正专注于日本内政问题的研究者数量却是少之又少。这一现状与日本政治学科的地位不相符合，也无法满足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因而，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与方式来扩充队伍规模，必将有力地推动日本政治学科及相关研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其次，是在研究方法论和路径上仍面临着规范和创新的问题。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日本研究将能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准确地把握日本，将日本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然而，迄今为止的日本政治研究，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仍是较为单一的政治学方法——而且这种政治学方法的运用本身尚存有诸多不足之处。今后，日本研究学科应该力争进一步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统计计量学、社会心理学、博弈论等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和成果，对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日本政治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开分析论述，以期能够发现和提出中国的日本政治学界所独有的分析、解释和结论。

最后，日本政治研究在选题和学术站位上存在一些偏颇的取向，需要坚守作为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学界对于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日本政治动向和政策调整比较敏感，跟踪也较及时，但对有些看似关系不完全十分密切的其他领域和部分，全局把握、总体研究和基础整理等工作则深入得并不充分。从中国近代开始，日本政治右倾化及保守化以及由此生成的外交及军事安全问题历来是国人关心的热点和焦点，特殊的“对日感情论”往往夹杂其中。而当今时代现代媒体的发达又直接助长了这一现象。如果对日本政治、法制、决策、文化与外交安全动向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缺乏深入的研究，那就难以有效地去判别重大而紧要的现实问题。国内各种研究日本的力量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分工，重复跟“风”追“热”，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显得既不够深也不透。所以，中国的日本政治学者不能跟风走，要以正确的选题意识、专业立场和深入研究来为外界提供准确无误的学术成果。

日本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及时准确地梳理、分析和总结日本政治的动态和走向，正确把握日本的政治变动的特性和实质，对于我们妥善判断和处理中日关系、塑造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周边地缘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应该通过努力创新、开拓进取，在既有的基础和成绩上更进一步，为学术研究和政策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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