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的老人彼特·维廷：一位犹太难民的回忆

人民网悉尼7月8日电（雪萌）“我必须说，我是非常的幸运的，在欧洲的犹太人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是中国、是上海接纳了我们。”70年前二战期间，亲身经历了纳粹残酷迫害，现年87岁的犹太老人彼特·维廷，每每谈到这段历史总是激动不已。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办的“犹太难民与上海”巡回展开幕式上，我们有幸见到了这位老先生，听他讲述了当年在上海的经历。

彼特的父母原居住于德国柏林，1925年搬至格莱维茨，1928年彼特在那里出生。上中学时，他是学校里唯一的犹太人，常被虐待打骂，还有一次差点被淹死在学校的游泳池里。后来，反犹太主义不断滋长，加之父亲被解雇，他们全家在1938年初迫不得已又搬回柏林。

彼特的父母认为在德国看不到他们的未来。后来，1938年11月9日到10日发生的 “水晶之夜”事件，纳粹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展开袭击和屠杀，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想法。纳粹烧杀抢掠，上千家犹太人的房子、商铺、教会被烧毁，3万名犹太人被抓入集中营。

德国当时的目标是将犹太人“清除干净”。犹太人不能上学、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希特拉政府以种种借口“判决犹太人十亿马克的罚金和全部没收犹太人的财富”，甚至冻结了犹太人的银行账户以防止他们把财产带出德国。

彼特的父母决定离开德国，逃往美国投奔亲戚。但因为美国严格的移民政策，要想拿到签证需要等待很长时间，甚至要几年，他的父母开始考虑别的国家。当时数十万犹太人都在避难，而大部分国家都关上了他们的大门。而中国的上海成为唯一一个接受移民相对简易的地方。

其实，彼特当时并不知道，时任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博士冒着巨大风险，为数千名犹太人颁发了“生命签证”，使他们得以逃离纳粹的魔掌。

终于，在1939年5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4个月，彼特一家离开了柏林， 前往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在那登上了去上海的船。彼特?维廷回忆说，“5月9日登船当天，我们和亲人的离别悲痛欲绝，此生已不知能否再次相见。我们几乎不能从德国带走任何钱财，每人身上只能携带10马克（当时相当于2.5美元）”。

1939年6月4日，彼特一家抵达上海，被安置在上海虹口区一个犹太人组建的避难所。幸运的是，彼特的舅舅从南非转来一些钱，几天后，彼特一家搬到了虹口一间很小的单人房。1943年2月，日本人要求所有无国籍的欧洲难民在1943年5月前搬到约一平方英里的虹口无国籍难民限定区，即虹口隔离区。彼特的父母也开始尝试各种工作，积攒有限的存款维持生活。生活十分艰难，到后来他们开始变卖从德国带出的仅有的几件值钱的东西来换取食物充饥。

彼得感叹道：“与在欧洲被抓起来的犹太同胞相比，我们已经非常幸运了。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与当地的中国人相处得十分和谐，那时很多人的生活比我们还要悲惨，但在那里没有反犹太主义。”

1945年8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彼特的父母联系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亲戚，申请入境。在1947年初收到了澳大利亚的入境许可，彼特一家乘坐轮船离开了上海到达了布里斯班。

彼特说，人类的本能是记住好的事情，忘记不愉快的经历。谈论起在上海的八年很容易，但每年都有365天，这一天天的日子都是那么难熬。那时候我是多么珍惜一块在学校得到的面包，回家之前都不会碰一下，只为到家后和家人分享。

彼特说：“我现在87岁了，我非常幸运能够在二战前逃离德国去到中国避难，免遭在欧洲的迫害。战争年代人人皆不易，我们的身体健康情况都不是很好，但我们和在欧洲集中营度过的家人无法相比，他们中大多都死于残暴的屠杀。70年了，我不能相信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回上海是1974年，那时候我是澳洲政府官员，我们带领300名商务人士去上海，能回去看看真的很好。2006年，我和家人又去了上海，上海的变化很大，人们吃穿讲究，生活变得富足。上海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友善，我们彼此成为朋友。在那里没有反犹太主义、没有种族歧视、人们和谐相处，是中国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能够在战争时期在中国避难，彼得和他的家人至今心存感念。他对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震惊不已。在他的心中，中国人民十分勤劳、充满智慧。他说，中国人和犹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古老的文明、强烈的家庭观念、注重教育、做事不轻言放弃。最后他激动地说：“我爱中国人民，很希望能再回中国看看。”

彼特·维廷，一位87岁的老人，那段难忘的经历，永远在他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