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泉州缘

　　凭海而立、因海而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海洋赋予这座城市兼容并蓄、活力四射的蔚蓝基调。人缘、物缘、商缘、侨缘，将泉州与世界紧密联系，在浩瀚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历史曾选择泉州。刺桐古港架起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铺开“梯航万国”的辉煌长卷。

　　雅各、马可·波罗、拘那罗陀、亦黑迷失、郑和、李贽……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在当年的世界大舞台——泉州上演“历史大片”。

　　关帝庙、清净寺、印度正教遗址……行走在泉州城，你能清晰感受到多元文化的繁荣；九日山摩崖石刻、宗教碑刻、古渡头遗址……游览历史古迹，你能清晰触摸到“海上丝绸之路”的烙印。

　　载着安溪铁观音、德化陶瓷的商船曾浩浩荡荡地从东江和西江驶来，与沿海而来载满香料、药物、宝物的中东商船交汇，“东方第一大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勾画出海上国际贸易的盛景。

　　迎着温润的海风，泉州人开始了荡气回肠的下南洋。泉籍华侨华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90%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他们为住在国和祖籍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今天，历史又一次选择了泉州。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赋予了泉州新的历史使命。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敢为天下先的泉州人率先走向国际；在21世纪全球化的今天，更广阔的舞台已搭起，新的精彩长卷正在铺开。

　　□本报记者 庄建平

　　【人缘篇】

　　十洲客来 演绎“历史大片”

　　2014年11月，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泉州市举办，晚会节目再现了古代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的最大发现，最大成效。”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来到草庵，当摩尼光佛出现在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面前时，大家兴奋不已，总领队迪安博士大声地宣布。

　　□本报记者 庄建平/文字整理 陈起拓 张九强 陈小阳 吴刚强/图

　　核心提示

　　“市井十洲人……”

　　“人群中，不但有土生土长、操着本地口音的泉州人，还有身材高大、头发金黄、高鼻深目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中，有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英国人、犹太人……在这座城里，他们有自己的客栈和仓库，与本地居民和平相处。”这是一个叫雅各的意大利商人在他的游记《光明之城》里记录的泉州的极盛景象。

　　雅各、马可·波罗、拘那罗陀、亦黑迷失、郑和、李贽……这些显赫的名字，在泉州的历史上熠熠生辉。千百年来，当年的刺桐就像一个世界的大舞台，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演绎着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美好姻缘。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从泉州登岸，在中国游历。他在游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伟大文明，并称泉州是世界最大之港。

　　高僧传道解经的圣地

　　南朝，泉州已经有大船通航南洋。

　　公元565年，印度名僧拘那罗陀在刺桐港九日山的延福寺，一边翻译着《金刚经》，一边等候季风，南航马来半岛。这件事情，被史学家当做泉州海外交通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刺桐港，就是现今福建省泉州的古称。

　　南安市九日山文管所原所长胡家其的叙说，让人依稀可见当年九日山下延福寺众僧来闽传扬佛法的盛大场面。从晋代到唐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第三次设置武荣州，州治由丰州城迁址今泉州市区（丰州是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海上丝绸之路遣舶祈风祭典之地），而建于西郊风景秀丽的九日山下的延福寺，自然是吸引了大批高僧名士。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就有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挂锡翻译佛经。

　　彼时，梁武帝派使到扶南，访求名僧和大乘诸佛经，拘那罗陀欣然应邀来华传教，随带经纶梵本240卷，于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八月到达南海郡（今广东南部），继而北上，直抵晋安（今南安），从丰州金鸡港上岸，住南安九日山延福寺3年，讲佛、播道、译经。作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的拘那罗陀，在华期间共翻译佛经49部、142卷。而此时翻译的佛教经典《金刚经》，共有6种文字的译本，九日山上至今犹存拘那罗陀“翻经石”古迹。

　　据胡家其介绍，九日山是古代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闽南文化发祥地，而拘那罗陀来南安则是泉州与海外交流的最早历史记载。这也是闽南宗教史上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此后，他又辗转各地，传播佛法。

　　泉州基于海洋文化的包容胸怀，让更多的宗教在此落地生根。从元朝开始，许多欧洲传教士来到泉州传教，明清时期来泉州传教的欧洲人更多。

　　明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传教士赫雷德从马尼拉乘西班牙的船来华，在泉州3个月，在他的著作中记载泉州人已种植玉米。

　　从天启六年至崇祯十二年（1626—1639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九进九出泉州，与泉州地方官、士大夫、教徒广泛交游，有名字可考的约65人，与大学士蒋德璟、黄景昉、苏茂相、何乔远交游较深。他们为艾儒略的著作写序，赠诗艾儒略的有何乔远、张瑞图等。何乔远赠艾儒略诗，对他给予很高的赞扬：“艾公九万里，渡海行所学。其道在尊天，岂异洙泗躅？”“维此艾公学，千古入旸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

　　艾儒略在泉州，许多人受洗入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明末泉州有13所教堂，都刻艾儒略的著作，可见他在泉州的影响之大。艾儒略在泉州时，泉州先后发现4块十字架石刻，使得“入教者愈众”，对艾儒略在泉州的传教活动起了促进作用。明崇祯八年（1635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聂石宗入闽，在泉州登陆。

　　泉州国际友好城市——德国诺伊施塔特市的学生在开元寺石塔下合影。

　　旅行家惊叹的国际大都市

　　72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泉州，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胡椒进口量乃百倍于亚历山大港。”

　　宋元时期，产自中国的丝绸、瓷器早已蜚声海内外，最远到达欧洲。不少欧洲商人和旅行家慕名而来，希望能了解这个国家、学习这个国家的高超技术。在这一时期，中国最为繁华的港口当属刺桐港。这些欧洲客商经由泉州踏上中国土地，在刚上岸的那一刻，他们就被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征服”了。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8月，意大利东部沿海城市安科拉的犹太人雅各，来到当时世界最繁茂的港口城市——刺桐城。他在泉州度过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半年时间，并用古意大利文写下了《光明之城》手稿。《光明之城》对南宋末年泉州海外交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和泉州的文化、宗教、民俗作了真实的记录。雅各写道：“因为街上有如此众多的油灯和火把，到了晚上这个城市被映照得特别灿烂，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到它。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称这座城市为光明之城 （Hanmansicien）。”

　　同样，生活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也在各自的游记里，为这座城市的辉煌作证。

　　元代是泉州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刺桐瓷器物美价廉，一个威尼斯银币能买到8个瓷杯。据说马可·波罗回国时，带回德化窑白瓷和色釉小碗多件。至今，意大利博物馆还保留一件马可·波罗带回的德化家春岭窑的小花插。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波斯。“大船三至十二桅，可载千人，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兰（广州）二埠”。

　　在阿拉伯国家，同样有着关于泉州的记载。宋元时期，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抵达泉州，在他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他记述道：“我们渡海到达第一座城市是刺桐……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1325年6月14日，22岁的伊本·白图泰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此后，他用了28年的时间，行程12万公里，足迹遍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期间，他从印度出发，循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于1346年4月乘船来到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1347年1月，他再次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西返，直到1353年回到摩洛哥。

　　古代有不少阿拉伯人在泉州生活，图为泉州海交馆里的相关碑刻。

　　航海家圆梦的海边天堂

　　刺桐港繁盛的景象和泉州造船业的发达，使得中国首批航海家与泉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起中国古代航海家和泉州，很多人立马想到的是七下西洋的郑和。其实，早于郑和130多年，元朝著名航海家亦黑迷失也曾四次下海远航。

　　亦黑迷失与泉州渊源颇深，他出任过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在福建大兴造船业，并受命从泉州后渚港兴兵出征爪哇。如今，泉州还留有亦黑迷失所立的“一百大寺看经碑”残碑，以及其妻盛柔善（南安人）的墓志铭。后世有评论家认为,亦黑迷失用他的数次跨洋远航，开阔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视野，并且宣告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即将来临。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9年里，前后七下西洋，访问了亚非30余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统领船只200多艘，官兵2.7万人，在我国和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与泉州关系密切。郑和曾到福建招聘舵工、火长、杂役、武装官兵等。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曾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到天妃宫祈求妈祖保佑航海平安，并奏修泉州等地天妃宫。郑和随行人员有泉州人，有的留居海外，成为早期的华侨。郑和所率领庞大船队，乘坐的海船也多为泉州制造或泉州工匠制造。

　　泉州少林寺吸引游客前往学艺，其中有不少洋弟子。

　　多国人才曾来过泉州

　　孕育于海洋文化的泉州，以其开放与包容，成为外国人来到中国的首选落脚点之一。

　　意大利人卫匡国，字济泰、西名马尔蒂尼，在顺治三年（1646年）和顺治七年（1650年）两次来到泉州。他对中国的历史、地理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历史》10卷、《鞑靼战纪》《中国新地图集》3部名著。

　　传教士在泉州行医传教，开设医院，举办西医讲习班，把西方医术、西药以及医疗管理制度、办法、医疗教育传入，促进了泉州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西医和护士人才。

　　清光绪六年（1880年），英国医生颜大辟到厦门，次年初来到泉州南街新花山（今南街礼拜堂），设立施医布道处，向听众讲布“福音”，免费为听众看病治病，并赠送药品，藉以发展教徒。光绪八年，他在连理巷购地建立惠世医院，设病床30张，为福建最早的医院之一。颜大辟医术相当高，有些病西医治疗比中医更见效，医院规模日益扩大。次年在该医院举办西医讲习班，向听众传授西医，边学边协助医院工作，5年毕业后自行开业行医。

　　此外，明清时期，有一些外国人来泉州采集植物标本。道光元年至十一年（1821-1831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东的茶叶专家，在中国采集许多植物标本寄回英国，其中有几种植物就是在安溪采集的。

　　外国人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技术，也带来了不同的思想。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一生旗帜鲜明反对封建传统，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正是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的南安。南安李贽学术研究会有关负责人认为，李贽出生于泉州，地理因素可能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元以来，由于泉州成为同海外交流的交通要地，外国商人在泉经商定居的不在少数。另据史学资料记载，李贽曾三度与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会面，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迪安博士展示当年在泉州考察的影像光盘

　　【物缘篇】

　　刺桐风起 触摸“海丝”烙印

　　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图为位于涂门街的清净寺。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需要学习的，泉州人以前就做到了。”

　　——在短短的涂门街，中国本土的关帝庙与伊斯兰教的清净寺紧邻，而斜对面就是印度正教遗址。不同宗教于一地共生共荣，举世罕见。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特意到访时如是赞叹。

　　□本报记者 庄建平/文字整理 陈起拓 张九强 陈小阳 吴刚强/图

　　“行走在泉州城，一不留神你就会跟历史撞个满怀。”这是学者易中天对泉州的评价。

　　东亚文化之都，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馆……这一切，指向的都是泉州。

　　五代十国时期，“晋江王”留从效在初建泉州城时环城种植原产于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刺桐。这一举动，开启了泉州与世界频繁互动的按钮。刺桐树之后，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珍奇从八方涌进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

　　九日山摩崖石刻中，有不少关于出海祈风的记载，是泉州古代远洋历史的珍贵资料。

　　多元宗教 和谐共荣共生

　　在短短的涂门街，中国本土的关帝庙与伊斯兰教的清净寺紧邻，而斜对面就是印度正教遗址。不同宗教于一地共生共荣，举世罕见。

　　在泉州，全世界的宗教你都能觅得踪迹。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光是短短的一条涂门街，不足100米就有清净寺、佛家寺庙、关帝庙，风格迥异的信仰也能相安无事。

　　这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宗教博物馆”，有着“泉南佛国”之美誉，有中国最大的道教造像老君岩，有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史迹“圣墓”，有中国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庙草庵，还有中国唯一保留祭祀印度教洋山神的白耇庙……尤其是晋江的草庵，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仅存的完整的摩尼教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组惊呼为“此行最大发现”、“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迹”。

　　你可以触摸那一处处浮雕、碑刻，感受历经岁月洗礼的曲折沧桑；可以流连于泉州海交馆200多座融合各种宗教的神龛，品读泉州人海一般的壮阔情怀。

　　当中外游客来到泉州开元寺时，导游必然会带他们去看大雄宝殿前月台须弥座下的狮身人面雕刻群和大殿后面的两根印度教石柱，人们无不赞美这一中印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其实，这些印度教的遗物是从毁于元末明初的泉州印度教寺——闻名于世的“番佛寺”遗址搬运过来的。由于泉州“番佛寺”是中国惟一的印度教寺，自然成了东西方学术界研究不衰的课题。

　　1998年，泉州考古界又传出重大发现：市区涂门街津头埔旧城改造工地上，发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伊斯兰教古石棺。津头埔是宋元时期阿拉伯人的墓葬区。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共出土伊斯兰教古石棺35具，其规模之大，历史价值之高，为国内所仅见，震惊了世界考古界。阿拉伯人用他们国家的墓葬方式存在于泉州土地上，反映了宋元时期泉州对外来文化的包容。2009年年底，古老的泉州清净寺迎来了新礼拜堂落成仪式暨建寺1000周年庆典。泉州清净寺新礼拜堂由阿曼苏丹卡布斯国王于2007年年底个人出资50万美元捐建，占地2300多平方米，与历史上“奉天坛”相仿。如今，每年来泉拜谒的伊斯兰信众数量众多。

　　文兴古渡头遗址今犹在

　　众多文化古迹 有力印证

　　刺桐古港内，千帆待发。古时，海船的出行和航程要凭借季风、洋流。秋冬之际吹北风，满载着中国陶瓷、丝绸和茶叶的船只，从刺桐港驶出；第二年的春夏之际吹南风，外面的商船又载着香料和药物进港。每年两次的迎来送往，人们都要去九日山的延福寺举行祈风典礼，祈求神灵保佑一路顺风、平安。

　　至今在九日山的摩崖石刻群中，有13方记载了南宋官员祈求保佑商船顺风的仪典。最新的一方石刻，是1991年2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在考察了泉州之后留在这里的。这次考察，让泉州成为联合国在中国唯一认定的“海丝”起点，并将全球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确定在泉州。

　　站立在宋元时扬帆出海进行祈风仪式的泉州九日山上，行走在洛阳古桥上，听一块块镌刻着历史印记的石头诉说千年的远洋梦想：万寿塔、六胜塔等古航标，石湖码头、文兴码头和美山码头等古码头一一浮现在眼前。

　　1974年泉州后渚发现宋代沉船，是当时我国发现的体量最大、年代最早的海船。这艘泉州制造的福船型远洋货船的考古发掘，震惊了世界。沉船上遗存的尖底造型与龙骨结构、水密隔舱结构、用于操纵尾舵升降的绞车等展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制造技术。事实上，许多体形巨大、造型优美的船舶属于“泉州制造”。

　　元代，泉州是全国的造船中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泉州造船3000艘。

　　民间许多美丽的传说，和“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相传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船队停泊在泉州港。出海时，船队经过石湖洋面，突遇狂风，情况危急，郑和遂下令将“镇海神针”投入海中，顿时风波平息。 传说中的郑和“镇海神针”，极有可能是当年郑和船队遗留下的一个“铁锚”，现陈列在泉州开元寺古船陈列馆中。据了解，该“铁锚”出水于1981年9月，系古代巨型四爪铁锚，除了锚杆首部及锚爪稍有破损外，基本保存原样，总重量785.3公斤，据推算，使用该锚的船舶可载重400吨以上。 根据福建省机械研究所当年对“铁锚”取样检测，通过光谱分析与化学分析，认为该锚材料为熟铁，含碳量较低，仅0.05％，接近于工业纯铁，制造时经过锻造处理。其形状和制造工艺与明代《天工开物》所描述的铁锚相近。在对铁锚表面氧化层进行检测时，发现其氧化层厚达5厘米，推测其形成时间约500至600年之间。

　　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伴随的，是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多文化在泉州广泛传播，并与中原文化、古闽越文化交汇交融，相生相长。而泉州人接受异域文化、开放包容的胸襟也由此得到了最好的铺陈。

　　在泉州虫寻埔渔村，举目就能看到大海。站在村中独特风景的蚵壳厝前，闻着咸腥的海水的味道，听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解说历史：蚵壳厝的蚵壳并不是村里随处可见的海蛎壳，而是商船从非洲东海岸运回的蚵品种，这种房子在西欧的挪威、荷兰等海边也有。而虫寻埔女头上戴花的习惯，也和古阿拉伯的文化传统有关，哪怕在最贫穷的年代，这一带的渔民的家庭开支中也有买花的开销，当地也有专门种花供穿戴的人。更具传播特性的是美食，如今，印尼特色点心、阿拉伯风味美食已经成为泉州一大特色。

　　泉州发现的元代印度教两神像与林伽龛状石

　　陶瓷香料 往来泉州古港

　　宋元时期的泉州，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各色窑业所产的青瓷、白瓷、黑釉瓷成为外销世界各国的大宗商品。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宋代古船轰动世界。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出土木质海船。出土时，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该船可载重200多吨，相当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一支700多头骆驼驮运的总重量。这是一艘从东南亚归航的香料船，船舱中遗留着大量的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等香料，还有唐宋古钱、宋代陶瓷制品等物，总共重达4700余斤。此前发现的法石宋代古船亦是泉州蓬勃“海上丝路文化”的力证。

　　近年来，泉州水下考古队员先后参与的考古项目有西沙“华光礁一号”沉船、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和平潭“大练一号”沉船等。据多次参与考古的泉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吕睿介绍，几乎每一处沉船遗址都能或多或少发现泉州陶瓷的踪迹。此前，泉州考古人员参加海南省在西沙群岛海域水下考古调查。在二三十处水下沉船点（遗存点）和文物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批宋、元、清时期的陶瓷器以及大量的清代晚期石构建等物品，虽然这些瓷器大多破碎，但从器形、釉色、纹饰等特征考察，确认出自泉州，以宋元和清后期居多，主要是德化、安溪窑场生产，也有南安等地窑场产品。

　　泉州博物馆馆长陈建中认为，多次水下考古中泉州陶瓷、石构件和锡器的发现，对研究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商品生产基地的推断具有重要的价值。

　　锡兰墓碑见证了锡兰国后裔留居东方大港泉州的珍贵历史

　　洛阳古桥记录了泉州当年的繁荣景象

　　【商缘篇】

　　货通天下 延续千年商贸

　　位于泉州老城区的宋朝泉州市舶司遗址，是古代中国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胡椒进口量乃百倍于亚历山大港。”

　　——72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泉州，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

　　核心提示

　　“涨海声中万国商。”

　　站在九日山极目远眺，泉州全景尽收眼底。远处绵延逶迤的晋江在遥远的过去曾是内海，载着安溪铁观音、德化陶瓷的商船浩浩荡荡地从东江和西江驶来，与沿海而来载满香料、药物、宝物的中东商船交汇于此，勾画出泉州海上国际贸易的雏形。

　　宋元时期，泉州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一起，成为世界性的两个贸易大港。彼时，泉州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千百年来，泉州千帆涌动，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天下之货仓”。

　　后渚古船是泉州市古代远洋贸易的证据，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物。图为修缮后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

　　商贸轨迹延续千年

　　史料记载，唐代，泉州和广州、交州、扬州并称为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置“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当时，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开放景象。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很重视海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吏商贾”，用铜铁陶瓷交换蕃商的金贝、珠宝和香料。王审知的侄儿王彬任泉州刺史，积极开展海外贸易，被称为“招宝侍郎”。接下来，先后统治泉州的留从效和陈洪进，也都继续采取与海外各国贸易的政策。

　　宋元时期，海交繁荣。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分裂割据的混乱局势，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更加繁荣。在宋代，泉州港经历三次飞跃：北宋中期，赶上并超过明州（宁波），仅次于广州；南宋初年赶上广州，与广州并驾齐驱；到了南宋末年，泉州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

　　宋代，泉州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北宋惠安进士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是宋代泉州造船业发达的真实写照。

　　据统计，宋代泉州与57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交贸易关系，刺桐港呈现“闽海云霞绕刺桐”、“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近百万缗之多，约占南宋王朝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设在府治南门水仙门（今水门巷）内，其遗址至今仍存，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见证。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委任弃宋投元的阿拉伯人蒲寿庚招徕蕃商互市。此后，元朝多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起航。在元代，泉州与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文化联系，“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时期。

　　到了明清时期，泉州港由盛转衰。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

　　明代德化乳白釉双狮首耳圈足炉

　　国际贸易“聚宝”于此

　　宋元时的城南一带，是刺桐的商业中心，尤以聚宝街最繁盛。

　　聚宝街的南面为晋江北岸，马可·波罗就是从这里上岸，并从这里护送蒙古公主嫁波斯的。据说，聚宝街虽只有3米宽，却得到如是形容：“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满市珠玑醉歌舞，几人为尔沉酣。”可见当年的聚宝街是何等热闹繁华，流光溢彩！

　　走在市区聚宝街、青龙巷内，每走一步，满满都是关于“海上丝绸之路”通商贸易的记忆，这里过去就是泉州港的码头所在，而附近有富美古渡口、马车行、基督堂、中药铺、李贽故居等文物古迹，成为其商贾繁盛的重要佐证。

　　宋元时期，泉州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各国来泉州做生意的番船，常顺潮水由后渚港进入晋江，经虫寻埔、法石、溜滨一直到顺济桥下码头停泊，再用小船把货物经由圆通港载到车桥头起卸，就近在聚宝街交易。

　　所以说，古时泉州港对外贸易最集中的地方，非聚宝街莫属。道路两旁是海关口、税关行、银行、信局、典当行、银号等商业部门，迎面而来的是各种肤色的外商，他们拿出东南亚的橡胶、朝鲜的“高丽参”、日本的大杉、阿拉伯的“番油”、柬埔寨的“高白棉”，以及珠宝、玉器、象牙等，与本地人交易瓷器、茶叶等，聚宝街由此得名。

　　而同为古泉州最繁华商圈的青龙巷，早于宋代已初具规模。古时，进入泉州的番船，都要在富美码头卸货，再由青龙巷和聚宝街进出泉州城。青龙巷拥有许多当铺，是各国商人兑换货币的重要场所，相当于今天的“金融街”。青龙巷还有明朝政府专为琉球通商设置的“来远驿”，用于接待番商，相当于今天的“涉外宾馆”。

　　当时的刺桐港作为国际贸易大港，许多外国商船、商人、传教士纷纷来到泉州。1271年8月25日，雅各的船停靠在刺桐港。这一天，这个城市给雅各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船停泊在港口，比他在威尼斯一年看到的还多。能装千人以上的中国海船、船上精密的航海图，以及中国人对指南针的熟练掌握，让雅各觉得，中国人就是把船开到世界尽头也不会迷航。在雅各看来，“刺桐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贸易城市，繁荣到难以描述。来这里的商人，有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同样，生活在13和14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也在各自的游记里，为这座城市的辉煌作证，盛赞泉州港与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

　　南朝青黄釉博山炉

　　泉商大展身手走向异域

　　在古泉州轰轰烈烈的商业大潮中，许多泉州人大展身手，经商贸易，成为富甲一方的巨贾。

　　闻名遐迩的泉州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有经商的传统。随着安平港乃至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安海成为贸易重镇，许多安海人出海经商。正如《安海志》所说的那样：“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南国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安海商人与徽商、晋商齐名，但不同的是，安海商人的经商之路是外向型的，他们通过包括安平在内的港口面向海外，他们行商区域广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乃至西南夷地，海外则泛东西洋，他们“贸海则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至”，有的还会“夷言”。

　　郑芝龙，则是中西海上贸易的先驱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迹家喻户晓，但关于他的父亲郑芝龙，知道的人并不多。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郑芝龙却是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东来初期，顺应时代潮流，投入中西海上贸易的一位先驱者，也是明清交替期间，在海禁封闭年代的条件下，开创闽南海上贸易疆域的豪杰人物。

　　明末清初，随着郑芝龙控制海权的形成，他利用安平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澳门、日本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地区之间，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他和其船队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历史上的著名泉商还有建起蔡氏古民居的南洋巨贾蔡资深等人。如今，丝路承载着的精神，仍然投射在泉州人身上，连放声一唱都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因此，当改革开放春风拂过，泉州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泉州模式”，成为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泉商踏着先人的足迹，秉承泉商精神，同样将“品牌之都”泉州的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涌现出了恒安、安踏、七匹狼、九牧王等一批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

　　□本报记者 庄建平/文字整理 陈起拓 张九强 陈小阳 吴刚强/图

　　香料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货物

　　在泉州举行的首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上，来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商人再续当年商缘。

　　30万吨级的“凯胜号”油轮停靠在青兰山原油码头，古老的泉州港口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

　　【侨缘篇】

　　架设“侨”梁 文化开枝散叶

　　2014年8月，“东亚文化之都”《海丝泉州》百米画卷展在泉州海交馆举行。

　　“刺桐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贸易城市，繁荣到难以描述。来这里的商人，有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8月，意大利商人雅各来到刺桐并写下《光明之城》

　　□本报记者 庄建平/文字整理 陈起拓 张九强 陈小阳 吴刚强/图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迎着“海上丝绸之路”上温润的海风，中国海外迁徙史上荡气回肠的下南洋，由泉州人主演。今天，600多万的泉籍华侨华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90%在“海丝”沿线国家。他们为住在国和祖籍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保留着地域文化的五个基本要素，包括方言古话、饮食习惯、节庆礼俗、民间宗教信仰、民居建筑等。

　　当年泉州华侨通过“水客”、“客头”和私营商号的侨批馆、侨批局等机构，将钱物递送回乡，融书信与汇银于一体。图为侨批实物。

　　海外泉籍侨亲 有600多万

　　泉州华侨出国的历史悠久。泉州人自哪个朝代开始移民海外现尚无明确考证，但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泉州人走向海外。明代，出国的华侨不仅人数更多，侨居地域也更广，其中，尤其以侨居菲律宾居多，许多晋江安海人到菲律宾侨居。根据相关史料，隆庆年间（1567—1572年）开放海禁后，晋江安海首航吕宋，“安平人乃多从而趋之，几至十家而九。去者或久客不归，间有籍居生长子女者”。

　　目前有600多万祖籍泉州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居住在东南亚各国。

　　泉州的华侨众多是有个中原因的。首先，泉州位于季风气候地带，古时候的人们就懂得利用风向（东南季风和西北季风）、驾驭木船，出海捕捞，这为泉州人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其次，泉州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具备海洋文明的典型特征。宋元时期，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和东方大海港，泉州人出洋兴贩贸迁蔚然成风。此外，历史上，泉州沿海一带地狭民稠，田不足耕。人民的生活条件艰苦，在围垦海滩、向大海要粮的同时，开始沿着海路外出谋生。而东南亚地区自然条件良好，泉州人将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当地，生活才日渐富足。这是泉州人走向海外的一大动力。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泉州人拥有的爱拼敢赢、勤劳勇敢的精神，扎根海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也鼓励着越来越多的泉州人走出去发展。

　　这一批南洋的新移民，早过郑和下西洋，胜过马可·波罗之行，揭开了中国最早的民间“小外交”。他们很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光与热，推动了所在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经济行业的扩展，东南亚逐渐形成一些蜚声国际的企业集团，如新加坡华侨银行集团（南安人李光前之子李成伟为董事局执行委员会主席）、印尼黄奕聪家族（祖籍泉州罗溪）的金光集团、郑少坚（祖籍泉州永春）的首都银行集团、郑周敏（祖籍泉州晋江）的亚洲世界（国际）集团、马来西亚林梧桐家族（祖籍泉州安溪）的云顶集团等，这些企业集团都是旗下拥有数十家企业，经营多元化、实现跨国经营的大型华资企业集团。他们是泉州人的骄傲。泉州人在南洋，如同一张富有历史厚重感的品牌名片，向海外友人展示着华人群体的朝气与活力。

　　如今，东南亚等地仍保留着闽南地区的传统习俗，如除夕的祭祖、守岁，初一的“开春”迎新，元宵的观灯，清明的扫墓，中秋的赏月等等，均与泉州本地习俗如出一辙。此外，华侨华人也将泉州本土的民间信仰带到当地。一些民俗文化，诸如敬畏祖宗、眷念亲情、怀旧恋根、爱家思乡等传统也在当地社会得以传承。据初步统计，海内外讲闽南语的人数超过4000万人。在新加坡，闽南话叫做“福建话”，70%—80%的新加坡人会说或会听“福建话”。在东南亚，不少马来人也会使用闽南语。

　　泉州海交馆里的这个碑刻，记录了元大德三年（1299年），泉州人奉命出使波斯（伊利汗国），完成使命归国后，将波斯赠送的礼物呈给朝廷。

　　民间信仰随之漂洋过海

　　泉州先民离乡谋生，同时将宗教信仰带到异国他乡，并逐渐建造寺观供奉。泉州有众多寺庙、宫观以及乡土神祇传入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远及欧美。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供奉泉州乡土神祇的寺庙宫观随处可见，他们都认泉州寺观为其祖庭，这不仅对宗教，并且对当地的文化和习惯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泉州通淮关岳庙的香火远播东南亚，仅菲律宾就有几十座；清水祖师、郭圣王的庙宇也遍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

　　印尼群岛各种华人民间信仰的庙宇，大都仍采用泉州庙宇的传统建筑规制和形式，有的还从泉州请来工匠、运来材料建筑而成。譬如苏门答腊岛巴东市西兴宫，在1873年重建时，就从国内请去工匠十余人，购置大批建筑材料，极具闽南寺庙建筑风格。日惹的镇南宫亦是如此。

　　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社会中，供奉家乡乡土神祇的宫庙甚多。在菲律宾，曾建有晋江石鼓庙分灵顺正庙，清代建有泉州分灵的通淮庙，现在一些道教组织的负责人大多都是泉籍华人。在新加坡，清朝道光年间，泉州人在当地建立“天公坛”、天福宫、通淮庙，多位泉州道士在当地建立道坛。

　　闽南村落历来有以寺庙为中心演出戏剧的传统，华人华侨社区也常以闽南地方神庙为中心演出中国传统戏剧。譬如，泉州木偶剧种布袋戏亦随着泉州华侨移民传入印尼群岛，17世纪时布袋戏已经在爪哇地区流行。主祀广泽尊王的中爪哇勿里达保安宫就一直延续以布袋戏演出酬神的传统。

　　宋元时期，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佛教在泉州得到进一步发展，不少泉州僧人到外国弘法、求法，同时把泉州文化带到海外。特别是近代之后，泉州有不少僧人东渡日本、朝鲜、韩国，南渡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建立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基地。东南亚著名僧侣不少祖籍泉州。菲律宾当地有许多与泉州佛寺同名的寺庙，如宿燕寺、崇福寺、海印寺等。它们不仅仅是同名如此简单，实际上是由早期泉州赴菲僧侣建造。1937年，泉州开元寺监院性愿赴菲律宾，扩建大乘信愿寺，邀请泉州僧人如满、瑞今、觉定等一同赴菲，被誉为“菲律宾佛教之开山鼻祖”。在新加坡，泉州僧人转道和尚对于当地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惠安人高参和尚上世纪50年代时为双林寺方丈，在新加坡兴建寺院9座。曾在泉州开元寺卓锡（僧人居留的意思）的圆瑛法师，是去马来西亚传播佛教的前辈。而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檀香山的玉佛寺、洛杉矶的观音寺、华盛顿的觉林精阁，都有泉州僧尼驻锡（僧人出行到访的意思）。

　　据统计，每年到泉州寻根谒祖、交流参访以及商务活动和旅游的东南亚各国华侨越来越多，其中寻根谒祖、朝拜进香是最主要交流方式。市侨联有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泉州也积极开展以宗亲文化为纽带的海外文化交流。晋江安海雅颂南音社、陈埭民族南音社、东石南音社，石狮群芳乐府和鲤城南音社等结为社团联盟，经常性地邀请海外南音社团来泉交流和“打馆”（会唱）。泉籍华裔新生代没有忘祖，泉州离他们并不遥远。不少华裔青少年跟随父辈们的脚步，踏上了回泉寻根的道路。近年来，在国务院、福建省以及泉州市侨务部门的支持下，不断有东南亚华裔新生代回到祖籍地，通过参加“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促进华侨与祖籍地双向互动，培育两地青少年之间的友谊。这在无形之中，也将泉州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古代泉州人漂洋过海，闽南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泉州先民离乡谋生，同时将宗教信仰带到异国他乡。

　　外国人亦来泉州定居

　　在热闹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除了泉州人不断走出去，也有丝路沿线各国的人民来到泉州侨居，和当地人融为一体。

　　宋元期间，泉州港成为世界大港，市区胡商番贾云集，斯时阿拉伯侨民计有十万左右，他们在泉州建筑艾苏哈卜寺、清净寺、也门教寺、穆罕默德寺、纳希德重修寺和无名大寺等伊斯兰教寺宇。这些寺也是穆斯林商旅的社会活动中心。

　　刺桐古城“东方第一港”的繁华，蒲寿庚功不可没，其家族兴盛一时、由盛及衰的过程亦充满了传奇和故事。 蒲寿庚先祖是阿拉伯商人，其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可以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可通过各种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史载，景炎元年（1276年），蒲氏被南宋张世杰部抢走的海船就有2000艘。蒲寿庚对泉州港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棋盘营、三十二间巷、讲武巷、香佛寺、灶仔巷、东鲁巷、花园头等与蒲寿庚有关的泉州地名之多就足以说明他的影响力。传说泉州城南一带，东至涂门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涂山街，周围约三百亩均为蒲寿庚府邸，内有花园、棋盘园、书轩、讲武场、厨房、祠堂等。今日，其后裔族人在泉州永春仍然操持香料事业，亦闻名海内外，永春也因此有“中国香都”之称。

　　不仅如此，锡兰、印尼等东南亚多个国家已有不少人定居泉州，已经融入到当地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