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已进入我的生活”（驻华大使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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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62岁了。在我幼年、童年和青年时代，中国就进入我的生活了。小时候，身边随处可见中国商品，包括毛巾、服装、鞋等。最受欢迎的是中国制造的热水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

　　我读过许多中国的寓言故事，比如愚公移山。我们国家那时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在街上很容易碰到中国人。

　　上大学以后，我开始学习中文。读到大学三四年级时才真正明白，研究中国不仅要学中文，还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哲学，而且今生今世都要坚持不懈。从那时起，我从对中国感兴趣，到逐渐喜爱中国了。

　　大学时代快结束时，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兴趣。1970年，我读大学五年级时第一次来中国，在苏联驻华贸易代表处实习。如果算上那次来华实习，我现在是第四次来华工作，迄今已在中国总共工作了12年。

　　在华工作和生活的许多细节令人难忘。1978年夏天，我再次来到中国，在苏联驻华贸易代表处工作。那一年的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979年，197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发布。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统计资料从来没有公布过。这表明，中国已回归正常生活，开始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我当时认为，中国拥有经济加速增长所需的一切资源。问题在于，要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模式。

　　我记得中国在建立经济特区方面最早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同样是1979年初的事。我还记得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什么是中国模式进行了理论探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术语频繁出现。他们强调，中国的经济模式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理论观点闻名世界，对我们来说就像一股新鲜的空气，因为当时苏联只有计划经济。

　　在那个年代，北京的王府井、长安街、前门等地，有大型的自行车停车场，每天都有成百上千辆自行车停在那里。每到上下班高峰期，街上就成为自行车的海洋。假日里，我们可以驾车到北京周边，浏览名胜古迹，比如万里长城、明十三陵等，当时这些地方游客很少。

　　那时我们工资不高，所幸去餐馆花费不多，比如在餐馆里买一瓶红星二锅头只花两块八毛五，有一种啤酒每瓶只要五毛五分钱。我记得当时经常点的菜，比如木须肉、回锅肉、鱼香肉丝等。我最爱吃北京烤鸭和水饺。

　　1992年到1997年，我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工作了5年。那时，俄中双边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我们曾经提出过100亿美元的目标，但当时感觉很难实现，而我们现在的目标是2015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工作时，业余时间我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听邓丽君的歌曲，还看过电影《红高粱》。

　　2013年，我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华大使。接到任命书时，全家都很高兴。对我来说，再次来中国工作是期盼已久的值得高兴的事情，我没有考虑过也不愿意选择别的去处。和上世纪90年代一样，妻子随我在中国生活。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女儿从小就来到中国，在这里上过学。她喜爱中国。上大学之后，还来中国学习过一个学期。虽然她现在不在中国工作，但只要有机会，她就愿意来这里，不仅是为了看望我们，还因为中国吸引着她。

　　近两年来，我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今年我第一次去南京，参加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通过在中国的旅行，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对那些规模并不大的城市的印象比对北京、上海等地印象还深。当看到宽阔的道路、现代化的机场和高速铁路，一下子就明白了，不仅大城市，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2015年，俄中两国各领域合作，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文等，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都能得到新的发展。

　　（本报记者张光政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29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