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 从史观摩擦看安倍“修宪内阁”走向

　　新加坡《联合早报》2日刊登题为《从史观摩擦看安倍“修宪内阁”走向》的文章，文章分析了日本保守界对三个“反省”谈话的真正态度及其史观的立足点，认为第二度掌权的安倍不可能在上台之后就改弦易辙。主要内容如下：

　　如果说，对于以强硬路线为卖点，志在完成“修宪使命”的安倍新内阁的诞生，最初还有一部分人士对他存有“豹变”的期待的话，安倍内阁成立四个月后的今天，谁都能一目了然，看清“豹变论”其实是欠缺事实依据与想象逻辑，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分析。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安倍内阁大打“靖国神社”牌和“历史翻案”牌。其结果是：韩国外长尹炳世决定取消原定访日的行程，中国领导层拒绝会见原本准备以安倍特使身份访华，携带安倍亲笔信的前外长，也是自民党副总裁的高村正彦。

　　与此同时，中韩两个意识形态相左，但皆承受战前日本侵略洗礼的国家发言人与舆论界，都不约而同发出强烈不满的声音，齐声抨击日本“美化军国主义”及不敢面对历史事实、逃避历史责任的行为。

　　可以这么说，安倍第二次内阁已将日本与中韩两个重要邻国的关系，推至小泉纯一郎下台以来最恶劣的境地，日本再度陷入了与中韩邻国不易正面对话的泥沼。　　

　　“皇国史观”

　　与否定“反省”谈话

　　安倍晋三公开流露出其“皇国史观”，当然不是始自今日。早在去年12月的大选前夕，时任自民党新总裁的安倍就清楚表明要推行修宪派兵的路线，及其意图否定三个原本就未受亚洲民众充分认可的三个“反省”谈话——即“宫泽谈话”（1982年），“河野谈话”（1993年）和“村山谈话”（1995年）。这就注定了新内阁必然将在史观问题与军事扩张问题上与邻国产生剧烈的摩擦。

　　所谓“宫泽谈话”，指的是1982年日本窜改教科书事件发生后，日本为缓和各方不满的情绪，不得不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宫泽喜一的名义发表“谈话”，向各国保证日本将重视邻国的批判，并予以纠正。

　　这项被视为收拾教科书问题残局的“官房长官谈话”，其要旨为：一、日本政府及国民深刻了解到日本过去的行为给亚洲邻国带来重大的损害；日本并没有改变1965年日韩联合公报及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基本看法（即日本痛感其责任，并决心反省）；二、为了促进和亚洲邻国的友好和亲善的关系，在聆听各方对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之后，日本政府有责任予以纠正；三、日本政府认为，上述的看法应该反映到学校的教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