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民心基础与理论溯源

    刘跃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以其“总体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与当代系统科学的系统思维，更重要的是落实了中国传统文化仁爱善良和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和当代政治的民主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为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构成要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涵盖了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诸多方面、诸多问题，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家安全中人的安全，即国民安全，都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一切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

    首先，面对当前日益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习近平同志要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这段话中，习近平同志在与构成当代国家安全的不同要素比较中，也就是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的比较中，先通过“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重要命题，强调了人民安全的宗旨性和目的性，又通过“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论述，指出了其他方面安全相对人民安全而体现出不同方式的服务性和工具性。

    其次，针对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实践把国家领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重心的倾向，习近平同志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表面上看，这段话仅仅是在与国土安全的比较中，强调和论述了国民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其包涵的深刻思想却是在与包括国土安全在内的所有“物的要素”或“物的安全”的比较中，从多方面论述了“人的安全”特别是“国民安全”的本原性、核心性、目的性和主体性。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在“既……又……”的表达格式中先列国土安全后列国民安全，深层用意就是通过一个“既”字指出传统安全观只重国土安全的局限，再通过一个“又”字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民安全的重视，从而彻底超越了那种重国土安全而轻国民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治理模式。更重要的是，讲话在“既……又……”的紧凑型表达之后，并没有再讲国土安全问题，而只对国民安全问题作了深入解释，这就进一步说明，讲话不仅要纠正传统安全观只讲国土安全不讲国民安全的倾向，而且还要纠正传统安全观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问题上的主次不分，强调国民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

    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我们认为：讲话中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在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立心，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总纲领；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等关系中讲人民安全、国民安全，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对接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整个人类文明，指出了民与官关系中民的本原性，以及人与物关系中人的核心性；“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的命题，不仅进一步表达了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的核心性，以及在国家安全活动中的终极目的性，而且更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则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传统，蕴涵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一句出现在本段讲话最后，无疑是对贯彻落实前述国家安全工作纲领、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后必然获得群众信任的自信，也是对整个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奠定在民心基础上的总体要求。

    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便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全面贯彻到了国家安全领域，因而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民心设计和民心工程。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 “仁爱善良”价值和“以民为本”思想的当代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纲领，以及对“国民安全”重要性的多方面论述，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价值取向和“以民为本”思想主张的当代落实。

    仁爱善良和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近年来，党和政府在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中，在国内外国家安全事件处置中，都充分体现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取向。前些年日本核泄露中的撤侨，利比亚内战中的撤侨，叙利亚危机中的撤侨，以及今年马航事件中的奋力搜救，大量事实表明，在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今天（2013年已达9800多万人次），党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我国国民的海外安全问题，不仅在每次重大事件发生时都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救援措施，而且还在外交、公安、军队等部门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指导下，党和政府必将更加重视国民海外安全问题，必将使国民海外安全的保障机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构架下得到进一步完善，国民海外安全也必将得到更高层次和更高效率的积极保障。

    与此同时，“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纲领，也必将把国民在国内的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工作领域，为每一个中国公民提供更好的国内安全保障。最近，针对恐怖袭击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的危害，习近平同志强调，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由于对国民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和危害的国内外因素还有很多，它们之间的轻重缓急又各不相同，因而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方针政策和研究解决国家安全重大问题时，始终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统筹协调，全面规划，使我国国民在国内外都获得越来越完善的安全保障。

    总体安全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贯彻执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的强调，虽说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真正落实，但这还不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最高价值。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国情环境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集中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至高价值便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根基的人民民主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不仅在为中国国家安全立心，而且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立了一颗时代精神之心、人民民主之心。

    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大的历史局限，但却在以揭露西方原始资本主义重重问题为要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附属于统治阶级的知识阶层，过分强调了统治者和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人类社会的基础性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民为本”时，正是以官与民的区分为前提，强调重民爱民对统治者实现合法统治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的民本史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普通民众的重要性。二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不仅强调群众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推翻阶级统治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合法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史观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阶级统治的非法性与推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对阶级统治合法性的不同认识，使以推翻统治阶级为革命目的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只讲马克思主义而拒绝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强调民众重要性上的契合，却使二者并行不悖地被苦寻治国良方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当代领导人同时接受。当然，在接受传统民本主义的同时，受过马克思主义熏陶和当代民主政治启蒙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扬弃了传统民本主义暗含的深层皇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当代世界民主理念，把以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为根本目的传统民本主义，改造成了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政治主张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把其贯彻到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

    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官民无别的“以人为本”的民主，那么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的，则是民贵官轻的“以民为本”的民主。民主政治如同市场经济一样，具有超越社会性质的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高举民主大旗，与当时的专制独裁统治进行抗争，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探索，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的理念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以及国家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至高至善规范，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想的不同表达，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论基础和宪法根据。

    如果说几千年封建专制时代，只有以民为本才能换得民心，才是良善统治，那么到了今天，只有把以民为本提升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可，才能凝聚起更广泛的人心、民心，也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国民的幸福安康。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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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1996年之前：中国官方长期秉持传统安全观

    中国官方在公开文件中最早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是1983年。此前，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央政府均未提及“国家安全”这一术语，虽然在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中使用过“我国的安全”、“祖国的安全”、“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等术语，并且长期以来不断讲到战争的危险和军队国防建设等国家安全问题，但却没有使用“国家安全”这一专门术语。1983年6月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是中国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国家安全”术语，并4次出现“安全”一词，但这些论述都集中在传统安全色彩非常强的“军队建设”部分。

    中国学者和中国执政党及政府能够不囿于“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思维和传统安全观，而进一步去思考“威胁与安全”，是在“冷战”结束七八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1996-2002年：从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过渡

    1996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东盟地区论坛大会上发表讲话，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通过扩大和深化经济交往与合作，共同参与和密切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巩固政治安全。他提议东盟地区论坛开展军转民方面的对话，并适时开始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正是由于涉及“信任”、“合作”、“地区安全”、“综合安全”等术语，同时还明确要通过“军转民”来“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开始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探索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安全观。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6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是“国家安全”，而且还首次提到与传统安全认知具有重要区别的“国家经济安全”，这表明一种非传统的安全认知已经出现。但是，这一报告依然把“安全”和“国家安全”放在“军事”部分集中讨论，因而也只能说是非传统安全认识已经出现，非传统安全观开始萌生，但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

    2002年之后：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最终形成

    经过世纪之交前后几年的探索，以2002年7月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为标志，中国官方最终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

    2002年7月31日，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虽然这个文件阐述的依然是国际安全和国家对外安全问题，但却系统论述了安全领域从军事、政治向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领域的扩展，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安全实现需要寻求多元化手段，特别需要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因而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种比较系统的非传统国际安全观和非传统对外安全观。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已经完全扬弃了局限于军事和政治的传统安全观，在安全构成、安全威胁和安全保障等方面，都形成了一种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政治，又包括非传统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等在内的综合性国家安全观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国际安全观，并由此构成一种比较全面的非传统安全观。

    此后，中国官方在历年发布的各种公开文件中，继续强调并不断丰富和深化着2002年形成的非传统安全观，并使其在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与威胁因素以及安全保障体系等安全理论的三方面逻辑构成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

    （刘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