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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东京11月19日电(记者 孙璐 王艇 赵松) 日本京都。77岁的日本老人吉田富夫刚刚在自己家中翻译完了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这是他翻译莫言的第8部作品。11月的一天，当我们采访完吉田富夫，从他在京都的家中出来的时候，脑海里不断思索着是什么力量让年近80高龄的老人勤于笔译。在这场莫言热潮中，作为驻外媒体的我们一早便开始寻找莫言与日本的联系，我们希望莫言的作品可以乘着诺贝尔文学奖这列快车经由日本，到达世界更多的地方，然后在那里生根发芽。
我们的采访是在吉田富夫的书房里进行的，书房的墙上挂着吴昌硕等中国书画家的作品，茶几上则排放着吉田富夫的译作。吉田富夫穿着一件和式外套，跟我们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说到莫言和译作时也总流露出喜悦之色。
吉田富夫1935年出生，1955年考入日本著名学府京都大学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选择中国文学作为专业则是出于对新中国的兴趣，这种选择在当时的日本年轻人中并不多见，但对于当时的吉田来说，新中国就是一个新世界。
吉田富夫在日本广岛的一个山村长大，山村的生活经历正是他与莫言结缘的重要因素，这让他对莫言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共鸣，对莫言作品中蕴含的共通的人性有着很深的体会。在通过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认识莫言之后，吉田富夫便开始投入到翻译莫言作品的工作中，截至目前已翻译并出版了7部莫言主要的长篇作品，第8部《天堂蒜苔之歌》刚于10月底翻译完毕，即将出版。吉田富夫是莫言日文版的主要译者，还曾翻译贾平凹的《废都》，对莫言乃至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得以在日本传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采访开始后，吉田富夫用流利的中文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尽管他自己表示担心有些意思表达不够清楚，但我们依然从他的话语中听懂了他对于中国文学的挚爱、坦诚和期待。在被问到最想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莫言说些什么的时候，吉田富夫说“保重，多多保重”。这是对莫言的鞭策，也是对商业气息日渐浓厚的中国文学界的鞭策。
因为对毛泽东的新中国感兴趣而选择中国文学
人民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文学的？选择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是出于怎样的想法呢？
吉田富夫：大概在1955年前后，我先考进了京都大学的中文系，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中国文学。我实际开始做研究工作是在60年代中期，到如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选择学习中国文学跟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对于像我这样的日本年轻人来说，新中国就是新大陆、新世界，当然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这样想的。我当时比较年轻，对政治比较活跃，对毛泽东的新中国很感兴趣，因为这样的个人原因开始研究中国文学。
人民网：当时跟您一样学习中文的日本学生多吗？
吉田富夫：当时不是很多，京都大学来讲，文学部的学生每届大概150人左右，选择中国文学的学生最多不超过5个，人数寥寥无几。但是当时京都大学中文系老师的阵容是非常厉害的，主任是吉川幸次郎，语言方面的副主任是小川环树，两位都是世界著名的学者。只是学生不一定那么多，我同一年级中只有3位，我算是一个，还有一位是山本先生，他后来研究古典诗词，一直是研究苏东坡的专家，另外一位就是我的夫人。
人民网：您在京都大学求学时接触过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作品呢，当时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吉田富夫：当然最感兴趣的是鲁迅，还有五四以后的民国时期的文学，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的作品。当时的同学里面，绝大部分还是倾向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因为京都大学中文系是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为主的，所以像我这样研究五四时期以及新中国文学的还是属于少数，不太多。
《丰乳肥臀》里的母亲和自己母亲一样
人民网：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决定开始翻译莫言的作品？
吉田富夫：这个比较复杂。像大家知道的那样，中国先是进入毛泽东时代，后来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改革开放，每一段时期，作为在日本的年轻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我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学中国文学的，当时我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感兴趣的，后来改革开放了，有了所谓新世纪文学，随着时代的进程，我的兴趣也有所改变。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批生于50年代的年轻作家，包括莫言，另外有张抗抗、贾平凹等一大批。我开始对他们感兴趣，陆陆续续看看他们的小说，其中就有莫言，对于他早期的《红高粱》，以及他的出世之作《透明的红萝卜》也都感兴趣。不过当时没有直接跟他接触，后来有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京都大学的一个后辈，毕业后在日本一家出版社工作，跟我推荐莫言的《丰乳肥臀》，问我有没有把它翻译成日文的兴趣，我当然感兴趣，但是当时没办法认识莫言。幸好认识住在神户的毛丹青先生，经过他的介绍，我得以在北京直接见到莫言。我就是这样开始翻译莫言的作品的。
人民网：通过跟莫言的接触，您认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吉田富夫：这里面有很奥妙的内容。莫言经常说自己是农民，我也说我是农民，我们的出身一样。我在日本的农村长大，从小从事农活。我父亲是打铁的，莫言的周围也有类似的人，《丰乳肥臀》里就有打铁的，这部小说里母亲的形象和我母亲的形象一模一样，真的，不是我杜撰的。我开始认真翻译《丰乳肥臀》之后，完全融入莫言的世界了。我1997年3月份第一次见莫言，到现在14年了，越接触越感到亲近，可能因为同样是农民出身的原因吧。无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学术界可能不多，算是巧合吧。
人民网：您和莫言虽然都出身于农村，但是年龄上相差20岁，但是这个时间差距反映在农村的环境中是不是有很大不同？
吉田富夫：年龄上有差距，但是农村的环境和小时候的经历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可能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日本的农村城市化了，中国的农村也城市化了，没有像我们小时那种乡村的味道了。好多东西现在都消失了，在我老家也是，我父亲不在了，早已没有打铁的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也是这样。莫言小说里高密东北乡的气氛跟我广岛的老家是很相似的，不过我去过高密东北乡，和我老家根本不一样。我的老家是小河旁边一个很小的乡村，而高密东北乡是一大片平原，根本没有相似的地方，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是小说里面的世界还是很类似的，这个可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不能体会的味道吧。
莫言作品触及人的共性从而被世界接受
人民网：莫言的作品翻译成日文的版本是最多的？
吉田富夫：我也不是很清楚，也许是。除了日本以外，版本比较多的其次是美国吧。根据我的了解，在日本莫言的长篇短篇80%被翻译成日文，这个现象在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之外是没有的，鲁迅是全部被翻译，其他都是寥寥无几。
人民网：中国和日本如此不同，对于不是很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普通日本读者，您觉得莫言的作品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吉田富夫：在日本，莫言作品的读者可能很多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不过莫言的作品追求的是人的内心的东西，反映了常常被掩盖的人的内心欲望和追求，包括好的坏的都有，人的内心的东西还是共通的。所以乡村的环境只是一种外在的入口，通过这个入口，读者可以接触到每个国家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本性。这一点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其他国家，我认为都是共通的，这是好的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如果不是好的作品，就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像鲁迅的《阿Q正传》，讲的是农村的一个雇农的故事，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非常特殊的、非常特意的一个人物，但是我们能通过阿Q这个人物形象接触到人内心的东西，接触到人生存的秘密。同样，通过莫言好的小说，人们也能接触到人类内心共同的东西，这可能是他这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吧。
人民网：日本读者对于您翻译的莫言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反馈？
吉田富夫：一般的评价还是我刚才说得那样，通过莫言的小说把人内心隐藏的东西揭示出来了，读者通过莫言的作品重新发现了自己，好的反映都是这样的。
译作中加入了老家广岛的味道
人民网：中国和日本在语言、社会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这给翻译带来很多困难吧，您是怎样处理的？
吉田富夫：这个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也是解决不了的课题，我也尽量地把它翻成比较理想的日语，不过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疙瘩。莫言的作品地方特色很浓厚，都是以山东高密等地为背景，我尽量把它变成以我老家广岛为背景的语言世界，不过完全变成广岛话也不行，主要上还是标准话，里面尽量地加一些我老家的味道。在语言和环境方面的，尽量润色润色，加一些我所熟悉的老家广岛的味道。不过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可能很成问题。
最困难的可能是吃的东西和日常生活的用品，比如有些吃的东西日本没有，日本读者根本想象不了，加以注释也不行，这种情况只能原封不动的用汉语，比如包子、馒头、饺子。另外日常生活的用品，穿的衣服也是很难翻，好多地方都是原封不动的用汉语，再加以注释。另外风俗习惯，结婚、追悼会也都和我们日本不一样，所以这个只能加以简单的注释，促进读者的理解，不过有一定的限制。
人民网：比如像“我”在日语里面有好几种说法，类似这种情况下的翻译可能也很难吧。
吉田富夫：对，第一人称日语有好几种说法，选择哪个都属于我的自由，所以翻译者的责任很重，也可能犯了好多错误吧。汉语里面不分男女年龄，第一人称就是“我”，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就要视年龄、性别、环境、人物感情状态，翻译成好几种，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没有信心。
莫言获奖是中国作家反省的契机
人民网：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在日本国内是不是更畅销了呢？
吉田富夫：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听说在日本大书店里面，好多读者买不到，因为重版还来不及，不过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可能不能说很畅销，但是也卖了不少了吧，有些作品都买不到了。
人民网：您早年在翻译莫言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有这样的成就？
吉田富夫：大概在5、6年以前开始，海外有些媒体有所报道，说莫言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这两三年每到诺贝尔奖快揭晓的时候，好多媒体找我让我准备对于莫言获奖的感言，我想他也许会得奖吧。
人民网：能聊聊您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国作家吗？您觉得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整个中国文学界意味着什么？
吉田富夫：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觉得这十年是新世纪文学比较兴旺的时期，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中国文学越来越商业化，好多文学家好像也忙于商业活动了。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中国文学家反省的一个好机会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件幸事。
人民网：莫言坚持写作，会给其他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带来鼓励吗?
吉田富夫：这就证明文化可以超越国境，包括文学在内，文学是可以超越政治的东西，真正的文化追求都能触及人内心的根本东西，无论什么国家都能互通的，这次是可以证明的。
日本民众更爱读书
人民网：日本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活跃度比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活跃度高，在您看来，中日两国的文学交流现状如何？
吉田富夫：这个很难说，两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读者的数量也不一样，中国有13亿人口，日本只有1亿人口，但是日本读者的人数可能比中国多。日本电车里好多人在看书，当然看得书不一定是质量很高的书，不过他们还是喜欢看，中国朋友目前还没有这个现象吧，这是一种社会现象问题。日本民众爱读书是从德川幕府时候就开始的，260年的德川幕府期间，市民商品生活慢慢发展，这个基础上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后来延伸到明治时期和现代，这个历史比较长。
日本社会经历战乱相对较少，而中国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原因，遭遇外敌、内战，战争的时间比较长，稳定的时间短，从清朝末年以来，比较稳定的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30年，民国时期不断地打仗，毛泽东时代有政治原因，这是历史造成的不幸。
人民网：您认为文学在中日关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吉田富夫：文学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影响面相对比较窄，不如电影电视影响广泛。文学起到推进作用的前提是，民众要多看书，不看书的话也就谈不上能起到什么作用。文学有它特殊的作用，它能深入人的心灵，比如鲁迅的作品一直持续给予日本知识分子非常深刻的影响，虽然读鲁迅的作品的日本人也不一定那么多，但是这少数人灵魂深处受到的影响能对社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希望莫言获奖后多多保重
人民网：您和您夫人获邀出席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那时遇到莫言，您会对他说什么？
吉田富夫：保重，多多保重。因为获奖，莫言的社会地位和名声都大了，他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这对一个文学家来说不一定带来幸福，所以我只他说一句话——多保重。
人民网：在莫言老家，有人要给莫言建纪念设施，希望以此提高当地知名度，您觉得这种社会行为对作家好吗？
吉田富夫：虽然不是好事，但这是必然的，他要尽量地要回避，尽管可能很难回避。这对他来说是种尊重，但也许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但又无法避免，所以我反复地说他要多保重。别人帮不了，莫言自己应该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文学王国，继续写他高密东北乡的故事。
不懂村上春树的世界
人民网：您翻译一部作品通常要多长时间？
吉田富夫：差不多都需要一年左右。像《天堂蒜苔之歌》整整花了一年，从去年11月份开始，到今年10月底。我用电脑打字，但是速度很慢。
人民网：您2008年退休之后的时间是怎么安排？
吉田富夫：还是跟往常一样，我还做家务，家务比以前还是多一些。
人民网：日本丈夫通常不做家务吧。
吉田富夫：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和我爱人是朋友。儿女都在外面，这么大的家里只有我们老夫妇两个，老了。
人民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之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的呼声也很高，您怎么评价村上春树？
吉田富夫：上世纪70年代前后我看了他的一两篇作品，我跟不上，看不懂他的作品。他的世界我进不去，也许是我老了吧，故事的情节、语言我都进不去，后来我就没怎么看了。可能是有代沟的关系吧，另外可能是“文化沟”吧，我和他的世界是两码事。
人民网：今后还有翻译莫言作品的计划吗？
吉田富夫：我还没想好。他的短篇另有一番味道，还有好多没有翻译成日文，有机会的话我想把它翻成日文。
人民网：您对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寄语？
吉田富夫：很简单，还是多看书吧。当然，文化电子化是免不了，但是书是另外一个渠道。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古典的，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大的文学宝库，不看太可惜了。有人说莫言受到了外国文学家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受中国古典影响大，另外是民间故事，所以中国年轻朋友多看书，书和电子产品是两码事，书是可持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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