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美国《时代》杂志曾刊登一篇深度报道,题为《无家可归的美国人》。报道写道,“房子的租金上涨了,工资却下降了,在城市的下水道和屋檐下,出现了‘另一个城市’——住房是由硬纸板做成的,临时住房之间用超市的手推车隔开……枯竭的喷水池散发出尿臭,炽热的阳光晒得草坪枯萎,到处都是烟头。”
24年过去了,同样是在美国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经济危机之后,当记者再次把目光投向这群“无家可归”的人时,我们看到的景象,几乎和20多年前的报道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今年1月7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气温跌破历史罕见的零下10摄氏度,该市最大的收容所“创新性非暴力社区”人满为患。这栋与国会山只有几个街区之隔的大楼原属于联邦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流浪汉群体的长时间绝食抗议压力下,美国政府同意将大楼修缮作为收容所。
收容所外不远处的街角,塔米和几个同样流落在街头的青年正抽着烟、跺着脚。这位白人妇女显得较为开朗,寒风中她用连衣帽紧紧裹住头部。听闻我们想采访寒冬中无家可归者获得救助的情况,塔米告诉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根本没有得到帮助。”她指着放着几件衣服的墙角告诉记者,她已经在那个地方睡了两个月了。“昨晚天气足够冷,收容所才打开门,让我们进去蹲了一宿,他们怕冻死人,但不知今晚还让不让进。”
塔米来自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多年前父母因车祸死亡,她曾在一家超市短暂工作8个月,丢了工作后,依政府规定,她领取了4个月失业救济金。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她被迫流浪。“我来华盛顿,是因为觉得这里有联邦政府,对流浪者会有更多照顾。”不过,在这里的遭遇显然令她失望。
在收容所一层一个简单的传达室,“创新性非暴力社区”管理员马格雷特·R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说,这里能容纳1350人,“一年365天,天天满员。”他们的“顾客”来自各地,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90岁。 马格雷特对“创新性非暴力社区”非常熟悉,她说,这里曾是一所大学,年轻时她就在这里上过学。后来因染上毒瘾,马格雷特沦为无家可归者,是这里再度给了她容身之地。她表示,想回报这个社会,因此来这里当志愿者,义务帮忙管理这个收容所。
马格雷特在接受采访时气愤地提到,特区政府和地产商们一直试图把“创新性非暴力社区”收回。她说,这块地皮估计值1亿美元,如果进行商业开发,可以挣很多钱。
阿灵顿县及亚历山大县无家可归者联盟的运营主任麦克告诉记者,在他27年帮助流浪汉的经历中,最让他难过的,是不断有家庭在接受过短暂的帮助后,再一次流落街头。
《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南希·吉布斯在报道中写过,“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带有明显理想的国家,认为自己有某些知识要传授给全世界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民主国家。但由于美国无法为最需要帮助的市民提供有创造性的、慷慨的和怜悯的救助,它不仅丧失了国家的信誉,更弱化了它的品质。”这段24年前的话,现在听起来仍然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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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14年02月07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