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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些美国企业相继将海外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或在美国投资兴建新厂，制造业“回流”似乎颇显声势。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还明确表示，要“让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要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发生在美国。这些动向究竟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关注。
在经历严重金融危机打击后，美国政府打出了重振制造业的口号。但问题是，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根基何在？回流是否已成气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本报记者就此对多家美国企业进行了调研，并采访了业内专家。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仍属个案，绝不意味着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制造业基地地位的终结。在全球市场经济法则指引下，哪里有市场，哪里有供应链以及良好的经济生态，制造业就会往哪里走。
“内包”实为增就业
福特汽车公司是“美国制造”的一面旗帜，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多次表扬它“内包”就业。去年1月，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在白宫召开“内包就业”论坛，邀请福特、杜邦、奥的斯等企业的负责人参加。本报记者从福特公司了解到，作为2011年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福特承诺到2015年在美国新增1.2万个工作岗位。截至目前，福特已完成新增就业计划的一半以上。
福特公司近日宣布，从2014年年底起将在俄亥俄州组装2.0升EcoBoost引擎，以供应北美市场。到2015年该工厂全部投产时，将新增450个就业岗位。目前，该款发动机在西班牙生产。供应北美的该款发动机的组装线回流之后，西班牙工厂将专供欧洲市场，同时为俄亥俄州的工厂供应部件。
福特等公司的行为，被学者称为回流，意指跨国公司将制造业投资和生产能力从海外向国内转移的一种现象，它既包括把海外的工厂迁移回国，也包括在本土建设工厂，取代在海外建厂或采购的计划。“回流”是相对于“离岸”或者“外包”而言。一些专家认为，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在外包上走得太远了，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是对以往过度外包的一种“纠偏”。
加紧实施“再投资”
记者发现，跨国公司在使用“回流”一词上都非常谨慎。福特公司公关经理克里斯蒂娜·亚当斯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将福特的行为定义为对美国制造业的“再投资”。“我们基于客户需求的增长来安排生产布局，并致力于全球产能的优化。”亚当斯基说，中国市场是福特在未来10年增长的一个关键引擎。自2006年以来，福特已经在中国累计投资49亿美元（约合305亿元人民币），这也是该公司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福特在中国有5家工厂在建设中，到2015年福特中国的乘用车产能将达到120万辆。“我们已经对增加在中国的业务作出了重大承诺”。
杜邦公司新闻负责人也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杜邦一贯的投入和承诺是不变的。”杜邦与中国早在1863年就有生意上的往来，目前在中国大陆共有近50家独资及合资企业，拥有企业员工近7500名。去年1月在白宫的“内包就业”会议上，杜邦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柯爱伦向奥巴马强调了美国劳动力技能训练的重要性。
不会全部大转移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查德·毛特雷告诉本报记者，一些制造商把生产线从国外转移回来，是在个案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并非所有的海外生产线或者已经转移出去的制造业都会回流。“总体上，制造商们正在对他们的供应链以及生产进行全盘再评估”。
成本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不过，分析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不能光看绝对工资水平，而且要看单位劳动成本。在美国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基地，工人都已经工会化，工资要价高。毛特雷告诉记者，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是7.7万美元（约合47.9万元人民币）。美国制造业相对来说，是高技能、高生产率，也是高工资的产业。
中国仍然有优势
从劳动力市场以及进口角度看，许多美国制造商将一些制造业务外包给中国，这不仅是因为工资差异在起作用，而且是因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战略非常好。中国建立了许多产业群聚区，使制造商更容易外包。这些产业群聚区提供了制造商开展业务所需要的一切，从培训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的学校，到符合产业需求的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大型港口。这就保证制造商能够方便地在中国启动项目，并获得成功。
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哈罗德·西尔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许多劳动含量较低，运输成本较高的商品，2015年前后会是一个临界点。即到那时，这些产品如果是要供应给美国市场，那么在美国制造就是比较“经济”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的工厂将会关门。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工厂会专注于服务中国消费者，它们会在美国建立新的工厂，服务于美国市场。
“回流”只是小部分
比利时智库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傅立门告诉本报记者，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现了一些制造业企业或部门回归美国本土的例子。问题是，这些现象说明产品制造要回归美国，还只是贸易环节中的相关考量的一小部分。将海外的制造业收归美国本土，主要依据是生产成本的计算，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计算，即使是这类最简单的计算，现在的公式也必须改变了，特别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价格的变化。
当然，还有其他诸如交通运输、供应链管理方面，尤其是质量监督方面的因素也必须放入公式的计算中。如果最终的产品是在美国消费掉的，就应该尽量将其移回美国本土生产，才更显合理。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也提醒着制造商们，西方国家有必要在中国本土保有一定的生产设备和生产线，以保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拉开“巧竞争”架式
本报驻美国记者 陈一鸣
智能视界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小型照明器材企业，生产发光二极管已有15年历史，一度将所有生产环节外包到了中国。不过，从前年开始，该公司开始在加州的西米谷和伊利诺伊州的水晶湖设厂。
不等于此消彼长
本报记者近日来到洛杉矶市一家玩具公司采访，看到几百名员工正在紧张、忙碌地组装各式各样的玩具。公司首席执行官查理·胡介绍说，公司在美国洛杉矶和中国深圳各有一家规模相当的工厂，还与中国汕头、宁波的多家工厂签有供货合同。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优势。尽管机械化程度在提高，但组装、包装和质检等环节还是需要人工进行。
在查理·胡看来，美国重振制造业并不意味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便会衰落，这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问题。
查理·胡对本报记者进一步解释，对于制造业的成本来讲，人工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原料、物流都是应当考虑的因素。对于不同的商品来说，各种要素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只有那些人工成本占比较小，同时物流费用又较高的商品，可能受到中国工人待遇提高的刺激，将生产地转移到欧美发达地区，以获得与市场更为接近的优势，但这种商品的种类微乎其微。
本土发展有局限
智能视界公司总裁、联合创办人雷蒙德·索尔塞斯承认，工人工资只占企业总成本的2%以下，在美国设厂可以将产品更快地交到消费者手中，还可以为公司节省大约30%的物流费用。索尔塞斯说，公司目前20%的产品在美国生产，计划到今年底将这一比例提高至75%。
奥马力咨询公司国际总裁约翰·D·奥马力告诉本报记者，许多美国制造业企业在20世纪末将生产外包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除了出于人力成本的考虑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躲避美国严苛的环保法律、较重的税负如州税和联邦税等，以及强大的工会势力。随着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制造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已可大幅降低，而由于美国制造业低迷导致失业率高企，美国工会势力近些年出现衰减趋势，工会与资方谈判时的态度已不似十几、二十几年前那样强硬。不过，因为美国实行联邦制，各州的法律、税率和工会势力强弱不同，总体来看，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等州更适合制造业发展，而加州企业经营的门槛仍然较高。
把持制造业核心
美国制造业出现回流迹象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油价升高导致运费上涨，让人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的企业可能回到本土。第二，自动化技术的大量涌现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升级”，对人工的依赖正在逐渐降低。第三，一些企业为了凸显自身对促进就业所做的贡献，在本地消费者中建立良好口碑，也会回迁部分生产线。第四，中东等地区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也是一些美国企业将生产线搬回国内的原因。
查理·胡认为，美国在外交上强调“巧实力”，在制造业上进行“巧竞争”。他认为，美国应当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以及制造业中的高端环节，一是提高创造力，二是发展关键技术，三是牢牢掌握标准的制定，这些才是美国的真正优势。实际上，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始终是一个强国，从未真正出现过什么衰落，即使前些年很多生产环节外包到了发展中国家，但核心人才一直在美国，而美国也在不断涌现这些人才。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商学院教授孙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此社会上存在着把能够广泛吸纳就业的制造业搬回本土的心理，而一些政治人物出于迎合民意需要也在姿态上做出了一些呼应，但目前来看仍是讲得多，但实际政策少。
孙涤表示，美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合理出路在于重建基础设施，由于建筑业的产业链条较长，可以雇佣很多工人，也能拉动国内需求，但基础设施需要很大投资，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个难题。此外，美国一方面有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有二三十万技术含量很高的职位招不到人。
在东南亚看美国制造业——
关键在于巩固上游
本报驻泰国记者 丁 刚 李 宁
泰国多数中小城镇都有一条主街，街两侧的店铺不是卖汽车配件的，就是修理汽车的。这些店铺又大多经营的是日系车及其配件，韩国汽车和摩托车也有一些，美国、德国牌子的汽车比较少见。这样的城镇街市风情，是由泰国制造业和消费市场的结构所决定的。
同泰国商人谈到美国，他们大多会告诉你向美国出口了什么，而不是从美国进口了什么。美国制造业显然已经在逐渐淡出。泰国从美国的主要进口就是电子、机械、医疗器械和飞机一类的产品，这当然也是美国制造业的强项。但在汽车、服装等制造业领域，美国人显然是在退出而不是在进入。即使美国“重返亚洲”也不大可能带动汽车等行业“重返”东南亚了。
日本《曼谷周报》主编仓林义仁对本报记者表示，和美国汽车厂商相比，日本汽车厂商在东南亚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汽车厂商在东南亚经营的历史比较长，丰田等公司已经在东南亚经营了50年左右，对东南亚汽车市场和消费者有着深刻的认识。日本汽车品牌在东南亚国家的美誉度也较高。二是日本汽车厂商的售后服务非常到位，比美国汽车厂商做得更细致，受到东南亚消费者的欢迎。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之外，还应看到日本汽车已经完全融入了泰国人的经济生活之中。
在汽车、服装等制造业领域，美国企业走弱是一种趋势，甚至美国本土的厂家，也可能会被日本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逐步兼并。但技术研发仍然是美国的强项，对美国来说，未来的关键是如何在研发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未来制造业分工将更细，一个区域或国家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上升，难度不断加大；而已经被逐步挤出局的制造业厂家，要想重新占领一部分链条，更是难上加难。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经济学家邢予青对本报记者表示，一部苹果手机所装的元件几乎都是中国代工厂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一些来自美国，一些来自德国，也有许多来自日本。实际上，中国工人为这个组合增加的价值少之又少。在如此细致分割的情况下，美国只可能将某些部分的生产转移回本土，而不大可能将主要的生产链条全都转移回国。
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意义，应该更多是指美国资本未来会向东南亚地区加速流动。随着资本的流动速度和额度的加大，某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很可能就是美国资本在控股，而美国本土的企业也可能会被日本、中国等国的企业兼并。
因此，美国制造业接下来将面对的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已经占据的生产链上游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