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立指出,中国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因此肩负了维持稳定、减少敌对的责任。中国人需要明白,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邻国的利益,而恰恰是为了中国自身和中国人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研究中心负责人文安立,主要研究冷战和当代东亚历史。今年8月文安立出版了《焦躁不安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在英语世界广受关注。这本书本着“真相在历史中”的精神,试图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中,找到直到今天仍在影响中国对世界态度的因素。日前,文安立接受了本网记者专访。
合作比武力威胁有用
记者: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您对此如何评价?
文安立:我觉得这很好。我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够坚持这样去做。
关于对待邻邦的外交政策,我觉得中国应该做一些调整。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在东亚地区推行的外交政策不是非常成功,与邓小平时期定下的总体方针相比有一定退步。邓小平主张,中国要发展,就要团结邻邦,而不是与它们敌对起来。我觉得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当然现在出现问题也不全是中国的错,原因有很多,中国周围的国家也有不少问题。但是中国是那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因此也肩负了维持稳定、减少敌对的责任。
中国人需要明白,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邻国的利益,而恰恰是为了中国自身和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在将来希望继续发展,如同邓小平所言,中国就必须团结邻邦,东南亚的国家、韩国、甚至是日本。中国对它们的依赖和它们对中国的依赖一样多。
如果中国要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国,能够管理地区事务,就该向其他已发展起来的国家学习,学习它们如何处理问题。胡萝卜总是比大棒更管用,因此诱使其他国家和中国合作比用武力威胁有用。过去当中国很弱小的时候,紧张的局势与自我防备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本地区其他国家所处的地位都要高,就应该展现其合作精神与大国胸怀,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