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归联”的遗产
从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鹤港需要4天,这是日本战犯归国的航线。
1956年6月21日,1000余名日本战犯被新中国政府宣布免于起诉,他们分批登上了从日本开来的“兴安丸”客轮。4天的航程中,一个名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组织在回国日本战犯中产生。
“兴安丸”到达日本舞鹤港,很多人仍穿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统一分配的服装——那是一身中国样式的中山装。日本当地政府部门为他们送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没有一个人接受。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中归联”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文中写道:只要认识到本身所犯的错误,那么如何会再次地去犯错误呢?我们绝对反对战争,绝对反对把人们驱向战争道路的军国主义。
在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中,他们选择了文艺汇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东京千代田区公会堂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淹没。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被关押了十余年,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的标签。
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其实,最先对他们“洗脑”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洗去的是良知,灌输的是邪恶。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也可以说是“洗脑”,这一番洗去了邪恶,唤醒了良知。
为揭露战争罪行、保卫世界和平,“归还者”们还从他们在中国关押期间写作的《忏悔录》中精选了15篇文章,并配上15幅历史照片,编成《三光》一书出版,该书10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占战后日本书籍销售的第2位。
1963年,藤田茂获得新中国提前释放。他回到日本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时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帜。他不断带领会员奔波于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
“中归联”成立后便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他们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组织募捐,并护送这些遗骨回葬中国。藤田茂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返回中国,不停地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等人率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包括藤田茂在内的众多老兵已相继离世,亲人们捧着骨灰前来迎接,以了却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总理赠给他的中山装。
1988年,“中归联”会员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建立起一座洁白如玉的大理石谢罪碑,碑后用中日两国文字刻着这样的文字: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间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归还者”离开了人世。到2002年时,活着的“中归联”成员仅剩100余人,多数也已是风烛残年。这一年,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去世,“中归联”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命运。
实体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续。“中归联”宣布解散的当天,“抚顺奇迹继承会”宣告成立。它的成员是“中归联”会员的后代子女和一群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们继续记录侵略战争证词,编写季刊《中归联》,继承了反战老兵们的夙愿。
“抚顺奇迹继承会”在证明着,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遗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谢罪碑旁,一簇牵牛花爬满篱笆。
这些花的种子来自一个叫副岛进的战犯。在他获释回国前,中国管教员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告诉他说:“你来中国的时候拿着武器,回日本的时候带着这些花种。希望你再来中国的时候,手里拿着的是鲜花。”
回国后,副岛进把花种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并将结出的花籽分赠给邻居。2007年副岛进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牵牛花籽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日本战犯的谢罪碑旁,这些牵牛花旺盛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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