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日本战犯纪实：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5】

战犯还是战俘？

通告的内容只是管理条例和活动时间表，不值得大惊小怪，让日本战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战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战犯”这两个汉字。从1945年被俘虏之后，他们都是被当做战俘关押、劳役。苏联在1949年组织了伯力审判，对12名实施细菌战的日本战犯审理宣判，并没有涉及到移交给中国的这批战犯。直到进入中国境内，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战俘。

战俘和战犯，是两个不能划等号的名词，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战俘无关犯罪，战争结束后就应该被释放、遣返，苏联人给过他们这样的承诺。战犯，意味着犯有战争罪行，要被审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一字之差，对这些日本战犯来说事关生死。一些人当即把公告扯碎，叫嚷着“抗议”。一些人暗中煽动，撩拨狂躁情绪。很快，日本战犯们骚动起来，监舍内聒噪一片，甚至有人开始绝食。

战犯管理所马上展开应对，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围墙内负责警戒的战士端起了长枪，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员的巡视变成了五分钟一次的高频率，特意穿上军靴，走路“咔咔”有声，造成威慑之势。其实，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做给日本战犯看，战士们的枪只在越狱或暴动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真正给他们的惩戒，只是减少自由活动时间，少数几个带头闹事分子被单独关押起来。

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但这些日本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自己的战犯身份。战犯和战俘不但区分着未来，还定义着过去：他们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战犯们对自己罪行的否认，心态不尽相同。有些人明确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但把这些罪行都推给国家和战争，试图以此开脱自己。更多的战犯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培植出来的恶之花，压根不认为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是犯罪。他们没有任何对罪行的悔恨，甚至对战俘身份都觉得羞愧，认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顶撞管教被当成了“勇武”。

闹监很快平息，但交锋没有停止。

一天，原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见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金源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给两人担任了翻译。

藤田茂不但是这批战犯中军衔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从苏联的战俘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和当过多年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战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说。

据金源回忆，藤田茂在进入管理所之后很长时间，都保留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标志性的仁丹胡。面见孙明斋时，藤田茂态度嚣张：“我要见你们的毛主席，请安排一下。”

孙明斋又好气又好笑，耐着性子说：“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藤田茂要说的，就是声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应该释放遣返回日本。

孙明斋明确告诉他：“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战犯。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

藤田茂当然不承认，两个人针锋相对。孙明斋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孙明斋站起身来，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读一读《帝国主义论》，搞明白帝国主义是个啥东西，对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战犯。”

藤田茂回去了，饭盛重任又来了。他担任过伪满洲国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权威”自居，满口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就是要证明他们是战俘而不是战犯。

日本战犯们不再大规模闹监，转而开始联名写《抗议书》，还要把《抗议书》递给联合国，声称自己受到“非法对待”。

刘家常说，日本战犯刚开始搬出“国际法”的概念时，管理所还真是有些挠头。那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国际法”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计找来了相关的资料，首先让管教干部学习。

“学了‘国际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气不打一处来。”刘家常说，“那些对战争罪、战犯的定义，条条款款都能套在这些日本战犯的头上，他们居然还敢谈国际法？”

既然日本战犯打出国际法的名义，那就用国际法来回击。管理所组织日本战犯集体学习，特别是二战后审判战犯时制定和应用的一系列法律条文。

从纽伦堡审判启用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的种类和等级，甲级战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战争策划者，日本的甲级战犯已经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得到了审判。关押在抚顺的这些战犯，属于乙级和丙级。

单就“战争罪”这一条，这批日本战犯就没有一个人能脱身罪名之外：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对所占领土或占领地的平民之谋杀、虐待，为奴隶劳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对战俘或海上人员的谋杀或虐待，劫掠公私财产，实施非军事需要的破坏……

其实，那几个搬弄国际法的日本战犯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的学习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但是对大多数特别是低级别日本战犯来说，他们原本也不知道国际法中对战争罪和战犯的定义。这样的学习让他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战犯成了无可推脱的身份。

接受战犯的身份，也就意味着认罪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