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日本战犯纪实：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6】

以德报怨

日本战犯在战犯和战俘的身份上纠缠，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们则经历了另一番内心纠结：这些日本人是仇人还是犯人？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员，多为军人出身，很多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日军真刀真枪地生死相搏过。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副所长曲初都是老革命，孙明斋的舅舅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残疾就是拜日军所赐，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写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泪账”。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叫王兴的看守员，10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7位亲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杀。

即便是最年轻的赵毓英等人，也对日本侵略有切身体会。他们看待日本战犯的眼光，难以克制地带有仇恨。但是，作为管理所工作人员，个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所长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审判定罪前关押战犯的地方，是一个还不能叫做“监狱”的监狱。在人们的印象中，监狱意味着阴暗、冰冷、残酷、恐怖。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优待得多。

最初几天，管理所为战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粮、细粮搭配，以高粱饭、窝头为主。以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标准。不说别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的也是这些。

个别日本战犯却对这样的优待不领情，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把饭菜倒进马桶里，继而发展到绝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气，有人说：“他们不吃就是不饿。这顿不吃粗粮，下顿还这么做。”有人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看他们能挺几天。”

但是，连续几天，几个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绝进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战犯饿死了，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管理所赶快将情况向上级汇报。

很快东北公安部转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将战犯们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级，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具体的伙食标准列出来，让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这是什么概念？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要远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这样的“牢饭”恐怕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份。

日本战犯不但吃得好，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条纸烟；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接受体检；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施甚至超过当时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

赵毓英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还给她分配了新任务：“营养护士”，就是要给战犯调配食谱，保证营养均衡。

每天，赵毓英开出菜谱，负责后勤采购的高震照单采买。高震后来成了赵毓英的丈夫。“那时候我们俩可没少吵架拌嘴，他对我满腹牢骚。‘你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三九天哪里有西红柿卖？’‘指名要河鲫鱼，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鱼，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赵毓英笑着回忆。

抱怨归抱怨，高震还是会想方设法把菜谱上的东西购置齐全。炊事员也有情绪，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净就上锅。这个情况很快被发现，遭到了管理所领导的严厉批评，从此杜绝。

赵毓英说，每次大会小会，领导们都要强调一遍“三个保障”，严肃纪律。我们也逐渐理解，优待日本战犯，不但是实行人道主义，更是改造他们的方式。要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反省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拷问着日本战犯沉沦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说的是日本战犯的标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首要战犯。此人极端顽固，一直宣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帮助满洲国建设”。

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员。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释出狱，武部六藏四年不曾离床，却连褥疮都没有生过。

在接受审判前，武部六藏最终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