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紧迫感
到2012年年中,希腊已经遭受了街头骚乱、失业率飙升和紧缩政策,紧缩导致了持续4年的大萧条式经济萎缩--希腊经济较2009年的水平萎缩20%。希腊发生的情况几乎又是一场灾难,这促使欧洲领导人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那年6月希腊议会选举前后的数周里,欧洲单一货币面临的解体风险达到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点。当有迹象显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其领导人是反对纾困的激进分子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即将胜出时,针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制定计划的工作面临一种新的紧迫感。“那时我们真的下了决心:必须完成我们的工作,”另一名参与制订“Z计划”的人士表示。
就在希腊举行选举的那个周末,全球大多数经济领导人齐聚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参加20国集团年度峰会。有鉴于此,欧盟的一小群最高官员留守办公室,准备面对不得不启动“Z计划”的局面。这些官员中,为首的是欧盟经济事务专员奥利·雷恩。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留在法兰克福,而时任欧元集团(欧元区各国财长的月度例会机制--译者注)主席与卢森堡首相的让-克洛德·容克也处于待命状态。
最终,“Z计划”未被启用。齐普拉斯的激进左翼联盟票数位居第二,希腊主流政党得以组成了一个不是特别融洽的联盟,最终同意在接受纾困的道路上走下去。
但高级官员们表示,那个夏天险些发生的灾难,以及随后围绕希腊的欧元区成员国资格展开的辩论,促使欧元区各国政界理清了思路,尤其是德国政界。在德国政界,围绕“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否可取”的辩论继续进行了3个月,最终被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叫停。
惊人的逆转
自希腊在2001年加入单一货币的那一刻起,该国的欧元区成员国资格就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多年拉响警报后,欧盟统计局2004年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希腊曾误报财务数据,在取得欧元区成员国资格之前炮制了大大高估本国财政健康状况的数据。尽管普遍存在管理不善,但希腊得以利用欧元区成员国资格所带来的低利率,依靠借款维持经济运转。欧盟领导人基本上忽视了布鲁塞尔的“数豆者”发出的警告。
但是,当纾困希腊的行动在2011年开始遭遇挫折时,尘封在欧盟报告中的这个问题得以重见天日,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闭门讨论的话题。据多名欧盟官员透露,实权在握的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成为赞成希腊“退欧”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然而,在2012年初之前,许多讨论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是各国财政部内部各派经济学家以及欧盟委员会经济事务司研究的课题;经济事务司曾尝试就希腊“退欧”对希腊乃至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建立模型。
实际的泛欧洲应急规划即使存在,也仍是有限的。前欧洲央行官员透露,让-克洛德·特里谢(任欧洲央行行长直至2011年11月)禁止讨论希腊“退欧”问题,担心即便是有关欧洲央行在考虑这个方案的风声,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经济事务司司长马科·布提手下的一个小组悄悄编制了一些数据,以求说服德国及其盟友相信:希腊“退欧”引发的动荡将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但出于对泄密的担心,更具体的规划受到限制。
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工作。多年来,该组织从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经济灾难中汲取了大量的机构经验。
当2011年11月的G20戛纳峰会首次公开提到希腊“退欧”时——当时默克尔和东道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两人都强烈要求希腊在公投中提出“留下还是退出”的问题——有关方面对“希腊选择退出”的结果没有任何计划。
数名高级官员称,默克尔和萨科齐公开谈论“欧元区可自愿退出”的设想(此前各方曾坚决否认这个设想),使他们感到震惊。就连与这两位领导人密切共事的官员,也表示自己感到猝不及防。
“我差点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在这两位领导人闭门讨论时在场的一名官员表示,“他们第一次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在谈话中禁用它。我记得当时在想:我们要遇上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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