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祭明末甲申年——重温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摘要：明末甲申年，作为失败者的崇祯和作为胜利者的李自成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内耗成就了满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达成，1945年，中国抗战取得了胜利。这两段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历史，却有着迥异的结局。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明末农民军没有和崇祯达成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导致李自成和崇祯悲剧的关键原因。重温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其中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地缘政治和“关外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将给未来中国以指导和启示。

“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毛泽东

每逢重大历史时刻，人们总会想起明末甲申年。1944年，郭沫若在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前夕写下了警世名篇《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西柏坡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自1644年明亡迄今，甲申年已过了它的第六个甲子。今天再祭这个年份，回味其前后发生的人和事，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益壮大的红军力量，蒋介石曾多次借古喻今地悲叹：“亡明覆辙，殷鉴不远。”1949年初，毛泽东进京前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国共两党领导人如此注重研究明史，大概是因为两党在1927年后的历程与明末甲申年前后的故事——尽管结局大不相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农村破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澄城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1628年，王嘉胤、张献忠、高迎祥、王左挂等纷纷起兵响应。1629年（崇祯二年），李自成在米脂投军，因欠饷杀死参将和当地县令后投奔高迎祥。明朝廷任杨鹤为三边总督，对农民军进行围剿。在东北方向，金兵于当年（1629年）第一次入塞并兵临京师城下，史称“己巳之变”，明朝廷急调兵力北上保卫北京，致使关内防务空虚，杨鹤围剿失败。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的同一时期：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为了挽救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和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率军进入井冈山。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会师。与此同期，日寇南犯日频：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一千多人，占领济南；6月，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

1633年（崇祯六年）冬，李自成与张献忠等合兵，冲破官军包围，渡过黄河而后入河南，下郧阳（其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湖北十堰市）；张献忠部取信阳等地，马守应部逼四川，李自成转汉南。1634年（崇祯七年），李自成在兴安（今陕西安康）车箱峡用计脱险后，攻杀平凉。年末，明朝廷又提升已于崇祯四年接替杨鹤任陕西三边总督的兵部右侍郎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接替因招抚失败放走李自成的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广军务，统一指挥各路官军对农民军实行残酷围剿。1635年1月，张献忠等起义军直捣明中都凤阳府（今安徽东北），引起明王朝恐慌。1636年（崇祯九年）7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周至）战败，被捕后牺牲。当年，李自成被推为闯王并率众“以走致敌”、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从渭南西进，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与毛泽东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为中央军事指挥的经历及所采取的突围战术相似。后旋兵分三路入川并在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官军。1637年11月，围攻成都。同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和“十面张网”策略——与蒋介石在江西采取的“步步为营”的围剿方针相似，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以达到各个击破、最后歼灭的目的。农民军为此遭到重大打击：1638年（崇祯十一年）1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围攻成都多日未果，遂折师梓潼（今四川绵阳东北），遭洪承畴伏击，失利后放弃四川北上入甘，在河州、洮州（今甘肃临夏和临潭地区附近）和洪承畴的追兵两次交战连遭失利。后又折而东返，转战川陕。10月，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近乎全军覆灭。李自成带着刘宗敏等18人进入陕南商洛山中。

鉴于农民军受到重挫，崇祯调孙传庭、洪承畴等往辽东防务线。此举使处于革命低潮中的李自成在商洛山中获得休整喘息。与此同期，东北方向狼烟再起：金军于1634年、1636年（此年后金改称“清”）和1638年三次入塞。

1638年5月，崇祯提出“剿兵难撤，敌虏生心”的题目请诸臣破解，兵部尚书杨嗣昌为此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的解决策略，力主通过与清议和而得以全力清剿关内农民义军，此提议得崇祯默许，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及全国上下的激烈反对，致使崇祯举棋不定。而清军方面则坐等李自成和朝廷军队的内耗进一步加剧以图渔利。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的同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也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着反“围剿”战争。1930年11月，国民党调集约10万余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红军获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2月，蒋介石再发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红一方面军实行“围剿”。中央红军“诱敌深入”，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约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全面清剿的作战方针。红军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以诱敌深入方针应对，毙伤俘敌3万余人，获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5月，蒋介石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最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第四次“围剿”基本破解。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中央领导机关，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口号，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正面决战，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并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为红军作战的指导方针。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成熟。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与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内部出现张国焘南下入川还是毛泽东北上陕北的不同主张和张国焘脱离坚持北上的中央、率军南下川康的分裂事件。毛泽东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方面军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突破国民党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延安一带，建立陕甘根据地——此与李自成蛰伏商洛山隔河相望且直逼中原的经历相似。与此同时，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张扮演的正是当年洪承畴、杨嗣昌的角色——到陕西围剿陕北红军。

在东北方面，1933年1～5月，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中国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国民党政府鉴于所谓“亡明覆辙”的教训，也提出与杨嗣昌相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设法与日本人议和并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此事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危机。蒋介石为打内战不惜投降卖国的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和全国人民的反对。1937年8、9月，蒋介石约见德国大使陶德曼，谋求与日本外交“调停”。蒋介石——与崇祯面临的压力和选择结果相似——在国人巨大舆论、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压力及日本侵略者“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重重倒逼下，最终放弃此努力。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有比较意义的是，1930年初，毛泽东为批判当时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党内的悲观情绪，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言中国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鲜有相距三百年后连文献用语都如此吻合的时段。大概是由于这两段历史所展现的惊人的相似特点，清朝以来多有政治家加入明史研究行列。“治史者证其真伪，治国者察其兴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注意研究明史。1933年，蒋介石为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解释道：“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他不仅要求儿子蒋经国读明史，亦要求软禁中的张学良读明史。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开篇处说：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郭沫若说得一点没错，即使在他这篇文章发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对任何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释怀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