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祭明末甲申年——重温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2】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17世纪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纪同一年代的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相似的历史逻辑，由于主角群体不同，演绎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没有成为李自成，蒋介石也没有成为崇祯，日本人更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续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由此前推约三百年即1644年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景山）寿皇亭；1645年9月，李自成率部到达湖北通城，遇难于九宫山。

重温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们不难发现促成20世纪中国避免重蹈“亡明覆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抓住这个“时局转换的枢纽”、作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事实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早在日本打入东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泽东说：“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1933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这个提议。”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和周恩来同志的推动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

由此反观三百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则没有如此远见。他们看不到明末出现的满汉民族矛盾上升和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代特点，不是主动抓住而是机会主义式地、透支性地反复挫伤崇祯向他们率先释放的“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的和解政策。这种被毛泽东称之为“李闯式的流寇主义”的作风，终使明王朝失去团结一致、共同抗清的历史机会，也使农民义军失去在共同对外的统一战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历史机会。

1628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上疏，建议在“辽东战事节节溃败，西南西陲又捉襟见肘，前后丧师失律，士马刍粮器械一时俱尽，封疆元气大伤”的情况下，当“严为之程，宽为之地，图之以渐，镇之一静”。对此，崇祯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 1629年（崇祯二年），清军第一次入塞，长期的辽东患乱已升级为民族冲突的战火，同时黄土高原上的义军烽火已成燎原之势。当年崇祯在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务的官员）马懋才反映陕西情况上陈中批示“本内宽恤事宜一并申敕行”。1630年（崇祯三年）2月，义军攻宜川并围韩城，崇祯在巡按吴焕加急上报的材料上批评当地政府“以抚失宜”，要求他们“加意辑绥，察吏安民，以底平康之治”。 8月，崇祯在河南道御史王道纯上疏中批复：“饥民啸从，由地方官失于抚戢。”当月又批复礼科给事中张第元上奏：“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抚按司道察宜核，著所司即与申行。” 1631年正月，崇祯在文华殿召见辅臣九卿及各省朝觐监司，谈到三秦之乱时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4月，崇祯向陕西参政刘嘉面授机宜时再次强调：“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抚之，不可纯剿。”

与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口是心非的作法完全不同，崇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631年（崇祯四年）初，三边总督杨鹤以隆重仪式接受受到重创的陕西最具战斗力的神一魁起义军“归顺”，杨鹤授其守备官职，发降兵饥民印票，允其回乡。崇祯对此极为满意，赞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为表示诚意，杨鹤下令官军都安营休息，非奉总督军令，不许妄杀一人，此政策使神一魁降军处于完全自由的无约束的状态。杨鹤还向皇上申请帑银二万两，作为降丁的“续命之膏”。

1633年（崇祯六年），金兵攻取旅顺。11月，包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在内的各部义军首领向京营总兵王朴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在被接纳后，各部首领中的10多人还“环跪泣请，惟命生死”。然而，就在官军北向抗清之际，这些刚发过誓的人利用朝廷的优抚政策暗渡黄河，随后即再度反叛：攻克渑池县城后即向新安、洛阳进发。史载农民军“来则十余万，如飘风骤雨。卒难回避”。湖广、陕西、四川各地大吏，上章告急。

1634年（崇祯七年）初，广鹿岛明守将尚可喜降后金。7月，金兵攻克保安，沿边众城堡失守。京师戒严。8月，李自成被官军困于汉中府兴安州车箱峡。适逢大雨，弓枪生锈，战马死亡过半。“自成大窘，乃自缚乞降”，向五省总督陈奇瑜表示愿接受安抚。陈奇瑜请示并经崇祯批准后接受李自成的请求。特许李自成撤离至安全地带，各给免死牌，供其粮草，对愿意返乡的，要求地方政府沿途不得袭击。在陈奇瑜的安排下，农民军各部安然走出天险道，一路有士兵护送，供其酒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都换上了新的，补上丢失的弓箭，农民军不仅脱离了全军覆灭的险境，而且还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李自成行至宝鸡后遂而反约，杀遣送官参将柳国铭等50余人，各部农民军尽缚安抚官员，或杀头，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于道旁。随后进攻宝鸡、麟游等七县城。在辽东事起的情况下，崇祯无奈急调河南官兵进入潼、华，湖广官兵进入商、洛，四川官兵经由兴、汉，山西官兵出蒲州、韩城，合力围剿农民起义大军。即使如此，崇祯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农民军招抚的政策，要求各部“分别剿抚”。由此可看出当时崇祯——若比较三百年后同期的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对待中共的立场——与农民义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愿望是真诚的。

11月，崇祯下令逮捕安抚失败的陈奇瑜。主张力剿农民军的洪承畴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仍兼三边总督，令河南、湖广、四川、山西兵马入陕力剿农民军。农民军避实捣虚分兵突出陕西，一分为三：一路由陕西上平阳、入山西；一路由武关向襄阳，进入湖广；一路由卢氏东向进入河南。以后其他二路也陆续由山西、湖广进入河南。“数十万大军会集于河南，其声势之大已非昔日渑池渡时可比了。”45崇祯不得不将山海关宁远一线的劲旅调到关内，由此造成关外失守。

就在崇祯调洪承畴、卢向升大军在中原堵截农民军的时候，1636年（崇祯九年）6月底，北方清军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迫使北京于7月3日宣布戒严。清兵铁骑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寿山，进抵昌平，其前锋已达西山，明朝兵部急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山西总兵王忠等入援京师；同时朝廷还要与农民军作战。7月中旬，高迎祥军被围困于陕西周至黑水峪，高迎祥被俘杀。此事导致农民军纷纷向官军投降，再次请求朝庭赦免。

1638年正月，张献忠、刘国能等求抚。尽管杨嗣昌反对，崇祯仍坚持“不可尽杀”，要求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灿、监军刘元斌“剿抚并用”，这“事实上已默许熊文灿、刘元斌大胆招抚”。崇祯的宽待使接受招抚的张献忠仍能保持着自主性：张献忠仍可以掌握着自己的军队，不接受整编，其驻地谷城（湖北襄阳西）及罗汝才驻地房山、竹溪一带反成了张罗二部的独立王国，以至谷城知县阮之钿哀叹无土可守，无民可牧，无赋可征。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更是极言：“献忠之降难信。”崇祯为了抗清大局对这些置疑“一概置之不理”。相反，为了说服大臣们，崇祯于当年5月初给大臣出了一道如何解决“剿兵难撤，敌虏生心”两难问题的策论，要求“卿等忠能体国，才足匡时，其悉心以对”。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农民军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后转入陕南商洛山中陷于绝境时，皇太极率清兵于1638年9月分两路迅速突破明军长城防线，大举入关南下。1639年（崇祯十二年）正月攻陷济南，3月，由青山口出长城北归。此次清军深入2000余里，半年时间攻占70余城。崇祯不得不再次抽调大军支援。张献忠趁关内防务空虚再次反叛，并与李自成会合重新向朝廷发起攻击；清人则在关外屯积重兵，准备坐收渔利，黑白通吃。

1643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同年9月，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七省督师孙传庭的主力；10月，破潼关，孙传庭阵亡，旋乘胜进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定都长安，年号永昌；同年3月18日，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4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6月，李自成渡黄河败归西安。1645年（顺治二年）正月清军破潼关，李自成经襄阳入湖北；3月底，进入武昌，后被清军击败弃城而逃；4月底，在距江西九江40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刘宗敏被俘杀害、宋献策投降、牛金星不告而别，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县，9月亡命于九宫山。就这样，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双倒在清人脚下。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政策，尽管不得已，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桢主动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鱼死网破的结局。

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从不同的立场看到了李自成流寇主义作风产生的政治危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毛泽东注意到李自成无原则的“流寇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批评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招兵买马”和“招降纳叛”的流寇作风，强调说：“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环境所不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