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祭明末甲申年——重温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3】

经验与教训

作为失败者，崇祯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作为胜利者，李自成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内耗则成就了满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有趣的是，三方的悲喜结局竟在明末甲申年中不期而遇。郭沫若看中了这一年份的特点，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温故可以知新，时隔60多年后，我们重温明末甲申年及其前后事件，会在如下三方面有新的体会和总结。

民族统一战线。面对风雨中飘摇的明政权，崇祯自我解脱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明末“亡国之象”中自然有天的因素，但更有人的责任；在后者中，今天再看，明末农民军不能认清矛盾的时代变化，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没有与崇祯捐弃前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是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甲申年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关键原因。

有比较意义的是，尽管崇祯和三百年后的蒋介石都主张“安内方可攘外”，但在崇祯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而蒋介石则正好相反。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与蒋介石比较，崇祯更能从政治的高度，以极宽广的胸怀看待抗清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只是不逢天时，崇祯面对的是李自成这样具有浓重“流寇主义”情结的农民武装，这使他的抗清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可能有任何推进。比较三百年后同期的毛泽东，在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陷入危机之际，他却能迅速抓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造成的历史机遇，逼使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动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与此相反，三个世纪前的李自成则因其反复透支性诈用崇祯的阶级和解政策，致使双方愈挫愈奋，内耗日深并最终在“两者不肯相舍”的厮杀中于明末甲申年（1644年）为清人“得而并禽之”。

这段相隔三百年的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反正两方面的教训和经验对未来中国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这引起西方反华国家的围攻，甚至剿杀。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历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后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内乱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内部分裂，外来力量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无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坚持国家统一高于一切，大概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地缘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寻求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在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关外问题”。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实在是太不通政略”。

可能问题还不仅于此。张学良在晚年谈到明史时说：“明清是一体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事实上，清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变迁并没有摆脱明朝所经历过的“患乱同出于关外，内变共成于陕甘”的规律。毛泽东注意到了这条政治变动规律，1949年初，在听完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句话后，毛泽东补充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象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

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之间齿唇依存的关系；但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都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作为政治中枢的北京。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是要么国家分裂，要么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鉴于这样的、尤其是李自成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正确的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习近平同志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却以失败告终，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