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全球治理成果已经证明，G20是各国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分享智慧、达成方案的有效机制。当G20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型成为全球治理平台，就需要解决如何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常态化机制问题。面对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全球治理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找准“病灶”，精准“把脉”，看看世界经济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第二，对症下药，为促进全球治理开出“药方”。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复苏步伐一直缓慢，其“病灶”在于：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动能已近尾声；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的缺陷逐渐显现。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却保持了较高增速，并使得实体经济“底子”不断“加深加厚”。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成效及可持续的增长潜力，表明中国拥有促进发展的独到经验。而中国主办G20峰会，将意味着世界有机会分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药方”。

解决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病灶”

目前G20各成员方都提交了各自的中期增长路线图，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各成员方的关键政策承诺（Key Commitments）侧重点各有不同，没有关于相互协调的说明，潜在地存在相互竞争或相互抵消问题，可能导致“零和博弈”造成对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外溢效果为零甚至为负。

换句话说，在增长战略方面，各国是“有整体目标，无全面协调”。全球增长不是一国就能解决的，在G20层面而非各成员方层面上制定整体性的政策，建立切实可操作的执行机制，已十分必要。因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通过慎密的研究和长期的跟踪认为，需要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Glob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System，GECS）。

这不只是各成员方增长战略协调的需要，也是全球已承诺的政策目标体系变得复杂化急待通盘考虑的需要。这种复杂性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联合国层面上“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进展，即2015年9月底联合国成立70周年

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批准的《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SDG），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169个子目标。G20如何与SDG并轨与协调相当重要。

二是全球层面上碳减排的要求。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在法国巴黎举行，各方尤其是中国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郑重承诺。因此，G20讨论全球增长必须考虑到碳减排约束日益严格的趋势。

三是发达国家减少财政赤字的约束。美国与欧元区都执行“结构性减赤”的长期政策框架，以及部分国家提到的退出“量宽”等政策，都会对他们的经济增长产生冲击。

此外，当前地缘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不确定性事件冲击着全球增长；全球性通缩、金融市场动荡等系统性风险威胁着国际经济；而重大创新缺乏、基础设施投资与互联互通不足等支撑性要素不力则拖累着世界发展前景。这就更需要建立全球可持续增长的协调框架，增强各国的抗风险能力，并实现实现G20整体政策效果正向外溢（positive spillovers），避免相互抵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认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应由一个顶层机制、三张机构网络、十方面合作平台构成。

一个顶层机制是“长期愿景机制”，负责制定并指导G20增长战略的实施。“长期愿景机制”的操作方式可以是先形成一份“G20经济发展愿景”文件，确立五年期发展目标。此后，在领导人峰会、协调人（Sherpa）会议、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都经常予以修订并讨论如何实现。

三张机构网络分别是G20与联合国各机构协调网络、G20相互协调网络、G20与各个国际组织协调网络。建立常态化的协调网络，形成一个全球“发展规划”的执行网。

十方面合作平台是十个方面的G20各成员方产业政策沟通与协调平台，综合考虑G2O现有机制及未来发展要求，参考中国案例，建议为金融与投资、劳动与就业、商务与贸易、工业与创新、农业、基础设施、资源与环境、能源、发展、旅游十个方面。

为保证协调各国的增长战略，应建立四方面的执行机制：一是设立执行秘书处，不断与各自国内联络并共同起草文件。执行秘书处可设立在中国，并在多个国际组织设立代表处。二是建立“共同工具篮子”，为G20成员国发展提供了政策选项范本。例如，G2O可考虑设立全球粮价平准基金，用以干预粮价过度波动。三是设立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建立增长战略的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四是探索奖惩机制，对一些不达标的国家予以类似削减授信额度这样的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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