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现方式

G20机制主要面对的治理对象，就是充满系统性风险的国际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中国价值观。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创新服务方式，有效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西方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脱节的实践，搞体内自我循环，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创新和泛滥，则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2008年后，欧美国家在救市过程中纷纷加大金融监管，出台限制金融创新的政策。在中国，金融工作由此也变得更加谨慎稳重。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

G20与当前“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全球经济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防危机”扩散机制，二是“经济重建与保持稳定”机制。实际上，至今为止的G20主要是在第一个层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二个层面则收效不显著。究其原因，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西方大型金融机构，政府很难“管”他们，因此政府能做的，更多地是“另起炉灶”搭建“防火墙”。而在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搞建设，西方政府的组织方式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中国没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政府一贯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密切联系、互促共生。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做了有益并有效的探索。

比如在以金融支持强化内生性增长方面，国家开始从长期战略发展的角度制定支持经济内生性增长的金融政策，使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向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行业。比如在社会融资重点向新兴产业倾斜方面，制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金融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的信贷扶持力度，推动授信和风险管理体制创新；加快适应新兴产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等；推动证券公司、产业基金、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等等。在壮大资本市场方面，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发展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中介服务多元化，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便利企业低成本融资。在更好发挥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作用方面，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扎实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明确政策性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其在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促进开放性金融发展，建立和强化资本充足力约束性机制，为增长调结构和走出去提供低成本、长期性和稳来源资金支持在普惠金融方面，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以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为重点，健全和完善多层次普惠金融组织的体系，扩展基层金融服务，逐步做到金融服务全覆盖。持续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提高农村信贷的可获得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引导金融机构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来构建服务方式，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服务有着根本性的作用。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注入全球治理，将有助于培育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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