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中国观”变化 经济政治生态影响中美关系【4】

　　四、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及思考

　　美国社会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调整改革的中间阶段，继续振兴经济，特别是增加就业和提高美国经济全球竞争力仍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政策重点。同时，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解决国内问题，是奥巴马政府“对内重建、对外调整”政策主轴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美方普遍的共识。在新一轮美国选举周期到来前，美国政府对抓住两国领导人换届机遇，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有着较强烈的紧迫感。因此，中国在未来几年的对美关系中应把握“机遇管理”和“理性预期”的平衡。一方面，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利用“习奥庄园外交”重要成果，积极稳妥塑造两国关系议程，包括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增加对议题的设置能力，引导进程；另一方面，充分预见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内政的复杂性及其对中美关系议程可能的干扰，不对两国关系预设过高和不切实际的期待，努力营造两国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面舆论环境。

　　如何强化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如何打造中美经贸互利共赢关系的升级版，防止双边经贸关系的矛盾摩擦弱化甚至拖累整体关系，使经贸纽带继续发挥双边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的功效是美方各界人士的普遍关切。一方面，美方商界日益关注中国经济能力升级后对其产业竞争力构成的挑战；另一方面，美方对中国在美投资拉动就业高度期待，更看重中方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为美国企业创造新的市场机遇。对此，中国应把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升级版与加快自身市场体系完善，以及推进更加平等开放的美国市场准入紧密结合，一是在推动两国投资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把双方市场的相互开放视为一个相互让步、妥协和利益互换的外交进程，更将其视为促进中国自身市场体系建设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如金融领域、服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等）的倒逼机制和战略机遇，凝聚国内共识，促使中国企业在更高层次和更开放环境下培养国际竞争能力。二是善用美地方政府及舆论对中国在美投资的迫切需求，借鉴其它国家在美投资的成功经验，在推进中美贸易投资谈判进程中改变当前对美投资存在的“三多三少”局面，即对美金融投资多，直接投资实体经济相对少；投资中兼并收购多，直接建厂（又称“绿地投资”）相对少；投资分布行业较多，创造就业机会相对少的局面，鼓励各类有竞争力的企业在美扩大直接投资建厂，扩大就业领域及规模，联合打造更多既有就业规模，又对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意义和战略影响的品牌企业。三是早日启动由中美两国官、产、研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就如何推进中美新型经贸关系的重大议题开展联合研究，为两国政府协商提交政策路线图，例如中美自贸区谈判、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太自贸区”等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网络商业安全规范等议题。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的加快，美国民众对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上升，尤其对中国加大对美投资兴业的期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视中国为“美国就业外流的罪魁祸首”的心态，有助于为加强中美经贸往来营造更好的社会舆论。同时，在美国社会的“中国观”呈现多元和趋于理性和务实的态势下，美国舆论，特别是媒体和学界对所谓“中国发展不确定论、不可知论”有所升温，部分论调在唱衰中国发展的同时，甚至认为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缓解国内社会矛盾，认为中国对外“强势”难以收敛的观点仍颇为流行。在影响美国“中国观”的媒体渠道方面，以往传统媒体单一主导局面不复存在，网络和新媒体对年轻人群影响增大，而中文信息源对美国民众“中国观”影响极其微弱，英文媒体信息仍起决定性影响。为此，强化中国对美的公共外交，推动美国各阶层形成客观、平衡的“中国观”应是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考虑加强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媒体，包括平面和电视媒体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特别是利用各种高访的机会，针对美国公众关心的问题阐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内政外交的施政理念。此外，进一步推进中美两国智库和学者开展学术外交，鼓励两国有影响的智库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命题开展共同研究，对核心概念、基本逻辑、实现路径等形成大体一致的认知，早日形成中美围绕这一重大课题的强大“认知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