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文达人的梦想和希冀（记者观察）

特斯韦尔威村头费穆的理发店。 本报记者 苑基荣摄

即将毕业的特斯韦尔威村第一小学学生。 本报记者 苑基荣摄

正在托霍延杜街头摆摊卖货的塔布里。 本报记者 苑基荣摄

因无网络静静躺在特斯韦尔威村第一小学微机室的电脑。 本报记者 苑基荣摄

拉科点着蜡烛的狭小工作室兼卧室。 本报记者 苑基荣摄

文达位于南非东北部索特潘斯山与克鲁格国家公园之间，曾是1979年南部非洲获得独立的第三个黑人区，时称“文达共和国”。在种族隔离时代，文达限制黑人流动，是南部非洲最贫穷地区之一。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同年，文达并入南非，统一后的发展超乎想象。日前，本报记者走进文达，感受这里的人们对民族和解与国家发展的梦想和希冀

种族隔离制度时期，100多块黑人“保留地”按部族合并为10个“黑人家园”，有的甚至被扶植成为“独立王国”，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文达共和国”即是其一

南非原是桑人、科萨和祖鲁等部族居住和繁衍生息的地方。17世纪中叶，荷兰殖民者侵入，迫使当地居民为奴。18世纪中叶，种族不平等社会逐步形成，19世纪初英国人的入侵使之进一步加强。1910年5月南非联邦成立后，少数白人统治集团积极强化种族主义统治，1910年至1948年间，白人殖民当局颁布了100余条种族歧视法令，尤其是1913年《土著土地法》限定广大黑人只能居住在占全国面积7.8%的贫瘠保留地内，禁止他们在白人地区占有土地和自由从事农业活动。

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后，形成了一整套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种族隔离制度，目的是剥夺黑人的南非公民资格，分而治之，破坏黑人团结一致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1959年公布的《班图自治法》和《公民法》，把原来100多块黑人“保留地”按部族合并为10个“黑人家园”，并企图使它们成为南非境内10个“独立王国”，1976年至1981年间，南非种族隔离政府扶植成立了4个“共和国”，“文达共和国”即是其中之一。

文达，位于南非东北部索特潘斯山与克鲁格国家公园之间，曾是1979年南部非洲获得独立的第三个黑人区，时称“文达共和国”。在种族隔离时代，文达限制黑人流动，是南部非洲最贫穷地区之一。1994年新南非成立，同年，文达并入南非。

饥饿与艰辛是年轻酒店经理马弗里儿时留下的苦涩印记。现在的他与父母合住在一个拥有10个房间的花园别墅里，生活变化之快让他“简直无法相信”

“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做生意，你来这里做什么？”“文达共和国”原首都托霍延杜格雷斯兰酒店年轻经理马弗里问记者，当了解记者来此采访后，马弗里立即说：“我学过新闻学，我们还是半个同行呢，你就住这儿吧，我会照顾好你的。”

索特潘斯山如一条巨蟒横亘在南非辽阔高原的边缘，向东北延伸的余脉到文达地区形成丘陵，零星的村镇点缀其间。托霍延杜位于丘陵的中间地带，背靠索特潘斯山余脉，面对芳杜济湖，路边芒果和香蕉的阵阵果香沁人心脾。

格雷斯兰酒店位于半山坡上，是低矮的砖房建筑，有40个房间，沿街正另建15个房间。酒店90%的客人是外地生意人，几乎天天爆满。

1994年“文达共和国”并入南非时，马弗里仅5岁。在他的记忆里，当时家里太穷了，吃的最多的是玉米糊糊，把玉米放水里煮一下，里面什么都不放，这在当时已是不错的饭了，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天都有，更多的时候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饥饿在马弗里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当时居住条件差，家里5人挤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茅草房中。回想起当年的艰辛，马弗里脸上挂着无奈。谈起统一后带来的新生活，马弗里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现在的他与父母合住在一个拥有10个房间的花园别墅里，母亲做护士，父亲开了一家运输公司，妹妹上学，哥哥在一家出租车公司做经理。

马弗里的初中是在一座危楼里度过，没校舍时就在大树下上课。他清楚地记得，老师每天晃着一个破旧的摇铃来召唤同学们上下课。当时没有教具，老师就从自家带来一个鼓作为音乐课和体育课的教具，一鼓二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老师鼓励大家学英语，马弗里每天早晨在大树下记单词，最终考上了比勒陀利亚达梅琳学院，学习过媒体、交警和旅游专业。媒体专业就业难，最后还是旅游专业让他在家乡找到了宾馆经理的职位。

对比托霍延杜统一前后的变化，马弗里用“简直无法相信”来形容。1994年，托霍延杜只是由村庄组成的小镇，没有像样的房子和路，如今已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小城，拥有数个商贸中心、完善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系统。旁边的收银员安特娜插话说，自己孩子在上中学，学费全免，还有一顿免费午餐，包括肉、奶和香肠，笔和写字本都免费，每个学生每月还有300兰特（1美元约合10兰特）补助，如果是残疾人家庭的学生每月能领到1000兰特。

司机塔布里说，他现在的生活“比较滋润”，最大的感触是1994年后享有与白人一样的工作权利，自由工作，自由上学，自由去南非任何地方，做任何事

距格雷斯兰酒店不足2000米的路边，塔布里正从农用小卡车上卸货。这里位于托霍延杜市中心繁华商业区旁边。固定好木架后，塔布里摆上一个个放着糖果香烟薯条的简陋纸盒，一个简易的摊位就建好的。每天都是妻子来这里摆摊，今天临时有事，他先过来照看。

塔布里是司机，膀大腰圆，说话有点直筒子，动不动就咧开大嘴笑，英语不是太好，看自己英语应付不了记者采访，赶紧跑到附近找了一个懂英语的朋友过来帮忙。塔布里有一个4岁的儿子，妻子没工作，每天出摊。塔布里边卖货边与记者聊，3块糖卖1兰特，一支香烟卖2兰特，不到20分钟里已接待了5名顾客，卖出5兰特糖块，不时有相识的路人与塔布里打着招呼或开着玩笑。摊位每年只需交50兰特办证费，无需再缴其他税费，每周收入大约300多兰特。看好建筑市场发展行情，塔布里4年前考了驾照，花2.5万兰特买了一部农用小卡车，在建筑工地跑运输，月收入6000多兰特，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小日子比较滋润。

塔布里经历了种族隔离时代的痛苦和重新融入南非的喜悦，见证了家乡从贫穷、孤立、冲突到富庶、开放、祥和的现代小镇的嬗变，心理感触颇深。他说，现在的生活在1994年前是不敢奢望的，最大的感触是1994年后享有与白人一样的工作权利，自由工作，自由上学，自由去南非任何地方，做任何事。1994年前，文达虽是独立的共和国，但作为黑人聚集区，人们不能自由迁徙，甚至不能在村庄间流动，如果要去其他村庄或外地，需要申请各种证件，加上没有道路和交通工具，人们被禁锢在出生地，更不用提工作了。在塔布里看来，统一后的托霍延杜最大变化是交通，政府修了很多路。不过，塔布里稍有遗憾地说，政府只给钱，给的机会很少，公共事业多一些，提供的工作机会还是不够。

穷人依然不少，村民的生活方式在改变，基督教取代了传统以“酋长”为中心的原始宗教，包办婚姻变为自由恋爱，一夫多妻变得罕见

特斯韦尔威村位于托霍延杜东北70多千米。走进特斯韦尔威村第一小学，恰逢学前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带着红花的小学生列队站在校园内等待进入教室。看到记者带着照相机，他们不顾老师的劝阻马上围拢过来让记者给他们拍照，孩子们天真灿烂的笑脸挂着特斯韦尔威村的幸福。特斯韦尔威村有两所小学，第一小学建在小丘陵上，芒果树下虽裸露着红土地，十几间教室却排列整齐。校长奈特斯安达非常热情，领着记者参观校园，并详细介绍着学校和村庄的情况。

据奈特斯安达介绍，第一小学成立于1939年，因校舍少，1980年迁址于此，2000年破败的校舍改为现在的砖房，包括学前教育共7个年级，372名在校生。统一后近20年的发展给特斯韦尔威村带来巨大变化，村子通了路和水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生意。村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基督教取代了传统以“酋长”为中心的原始宗教，父母包办婚姻变为自由恋爱，一夫多妻的现象已经变得罕见，传统文化习俗逐渐在消失。

奈特斯安达说，统一后学校发展速度很快，但政府投入逐年减少，现在年度拨款只有17.2万兰特，除了正常支出外，没有余钱来维修校舍，平整校园，学校至今没有体育场，重要体育活动需借用附近中学体育场。在微机室里，记者看到，因没网络，比勒陀利亚大学捐赠的20多台电脑静静地“躺”在那里。“现在村里很多人还很穷，只有一个农场，雇佣100人左右，月薪500—600兰特，但村里年轻人太多了，至少75%以上年轻人都没有工作，有土地的农民也没有钱购买农具、种子和化肥。”

村头费穆一家境况让记者有些吃惊。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村头一个简陋的破铁皮屋里，没有窗户和门，一个破损的小木柜上放着油腻的工具，外面放着3把没有椅背的破的不能再破的椅子。经询问才知道，这是一个理发店，经营者是25岁的费穆，为家中长子，其下有4个弟弟和1个妹妹，他家就在旁边。走进费穆家，铁皮瓦的正房右侧50米处是掩映在几颗香蕉和玉米秆下的现代砖房，正房右前方是一个圆顶草房，铁窗框锈迹斑斑，一块破布夹在窗框下面，发黄的白布权作窗帘，左前方是新厕所和一辆叔叔去世后留下的车。正房卧室只有两张床，上面堆满脏乱衣物，是5个兄妹的卧室。现代砖房里住着爷爷奶奶，圆顶草房里住着父母，现代砖房和厕所都是去年政府免费建的。

说话间，费穆的父亲抱出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记者误以为是费穆的儿子，不料却是他最小的弟弟。除了妹妹上学外，费穆和弟弟们都毕业即失业，又不愿意下地干活。除了经营理发店，费穆给村里人打打零工，每周收入有200多兰特，理发店每天平均收入30兰特。二弟在一家地毯厂做零工还有点收入，其他两个弟弟没工作。靠这点微薄收入养活正在长身体的几个小伙子，其难度可想而知，粮食不够，1周至少有3天要饿肚子。衣服都是捐赠的，大小就不用说了，每件衣服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依次顺延，四兄弟站在一起，鞋大小都一样。费穆摊开手无奈地说：“村里类似家庭很多，现在最急迫的是想要工作，想要结婚。”

工艺品店店主塔娅说，虽然现在大多数文达人不再穿着民族服饰，但她的梦想是保留本民族文化记忆，“我的工作承载着文达的历史，我想通过它来阐述现代的故事”

“在聪加和文达文化中，我们习以为常的艺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居住在以聪加人为主的埃利姆小镇附近村庄的丹尼尔说，埃利姆位于托霍延杜东南30千米左右。“今天的挑战是理解这一点，在工作中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同时尊重传统的根源。”丹尼尔今年45岁，是一名导游。虽然新南非使他获得了自由，但他还没有离开过村子半步。自统一以来，政府大力扶植本地文化产业发展，文达文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文化游逐渐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丹尼尔对当地传统手工艺作坊等旅游资源了如指掌，不愁客源，这是他养活3个孩子的本钱。

“20世纪70年代，这里是南部非洲最贫穷和最受忽视的地方之一，统一后的发展超乎想象，但远不能说已经全面繁荣，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关注和解决。”木雕师拉科在自己点着蜡烛的工作室里说，他的雕刻作品主题多为贫穷、艾滋病、家庭暴力和虐待妇女儿童等。

“每个人都在讨论文达和聪加文化，但我们仍然生活在边缘。我们需要新事物，寻找新市场，”埃利姆小镇居民马古罗表示。托霍延杜赌场内工艺品店店主塔娅赞同马古罗的说法。塔娅说，文达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虽然现在大多数文达人不再穿着民族服饰，但她的梦想是保留本民族文化记忆，“我的工作承载着文达的历史，我想通过它来阐述现代的故事”。穿着文达传统服饰的人偶与线穿的小首饰和手袋体现着塔娅的想法。

“我们尽量让它具有代表性，不避讳艺术领域的复杂争论，”位于埃利姆小镇的蜻蜓旅馆主管拉克也是当地文化专家。拉克说，本地艺术来源于文达和聪加精神，它是现代的，也是探索的。这也越来越引起当地不断增长的黑人中产阶级的兴趣，他们喜欢看到反映自身的传统文化采用现代叙事方式，不仅叙述他们来自哪里，也告诉他们现在在哪里。

特斯娜和爱丽斯住在距离拉克所在村庄10千米外的另外两个村子里，她们用更朴实的方式践行着文达和聪加文化的传承。特斯娜拿出一块文达传统布料熟练地向记者展示着蜡染等工艺，蜡染坊就在自家小院内，颜色鲜艳的坐垫等纺织品惹人喜爱，展现了绚烂多彩的文达文化底蕴，展示着自己生活的美好。特斯娜月收入有6000多兰特，这在农村已是收入不菲，为此，女儿也加入其中，她还收了很多徒弟。爱丽斯是在政府开办的一家陶瓷厂做陶罐。走进作坊内，爱丽斯等几位农村妇女正在用刚做好的泥土捏陶罐。他们农闲或晚上来这工作，白天忙自己农活，依据卖出的数量，每人月收入大约700多兰特。

记者手记

文达，既是种族隔离时代的产物，又是统一后多种族南非发展的写照。作为曾是种族矛盾和冲突最为严重的国家，南非统一后包容性理念和政策正在抚平300多年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造成的创伤。南非在其政治社会变革和转型的进程中，之所以能够避免很多人担忧的种族仇杀和动乱，关键在于坚持了包容性理念和政策，即政治制度的包容、经济利益的兼顾、社会文化的融合，构建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一整套法律体系，以保障国家统一和公民基本权利为基本宗旨。在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中，南非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社会进步，但由于长期的割裂和对抗，要真正实现各民族完全融合和全面繁荣，南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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