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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革命青年”，今日小摊摊主。
本报记者 黄培昭摄
叙利亚青年阿赖在展示他正在阅读的图书。
本报记者 焦 翔摄
图为突尼斯街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本报记者 孙 健摄
退役民兵阿里期望大学毕业后能找份好工作。
本报记者 张梦旭摄
两年前，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局势动荡中，一大批满腔热血、心怀理想的阿拉伯青年曾是“革命”的主力军。两年后，青年们期盼的幸福生活和公平社会并没有如期而至，昔日的美好梦想在无情和残酷的现实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两年来，青年人的心态正在发生改变，他们开始冷静反思昔日的冲动，重新思考国家的出路和未来。
“我今天仍然找不着工作”
本报驻埃及记者 黄培昭
埃及首都开罗的尼罗河畔不远处，有一个名叫吉萨的动物园，这是整个非洲的第一座动物园。记者见到瓦伊勒时，他正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动物园门前卖儿童塑料玩具。为吸引顾客，他戴着鸭舌帽，人显得有些滑稽。如果不是他的同行们事先介绍，记者实在想象不出眼前的瓦伊勒就是当初的“革命青年”。
“是的，我参加了两年前的大游行。我毕业于开罗经贸学院，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后来临时在一家私营印刷厂打工，但薪水实在低得可怜。我希望社会来一场变革，这样我就可以拥有如愿的工作了。”
“结果，‘革命’成功了，埃及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我们的生存状况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改变。我临时打工的那家印刷厂，由于业务量越来越小，现在基本上处于关门停业状态。由于我参加了当初的大游行，厂里的许多人都对我冷眼相待。在他们看来，是像我这样年轻人的过激行为打碎了原有的国家机器，不但打破了固有的社会和政治平衡，而且扰乱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就等于在客观上砸碎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饭碗。现在没有客户来印刷厂印东西了，收入来源断了，入不敷出，他们认为都是我们造成的。”
“我们年轻人还是太幼稚了，当初‘革命’时冲在最前面，是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主力军和急先锋。‘革命’成功后，胜利的果实却没有我们的份儿，各个政党都分到了一杯羹，惟独青年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当初游行的许多年轻人也跟我差不多，一些人本来在工厂、公司等部门工作，因为抱怨工资低，才加入示威大军。现在公司和工厂关门了，他们连继续挣低工资的地方都没有了，生活难以为继。我所在的印刷厂随时都会倒闭，现在一个星期只要求去上一次班，其他时间大家都在家闲待着。我在吉萨动物园门前摆个摊位，卖些儿童玩具、气球和遮阳帽之类的货物，虽很低廉，多少还能挣点钱，可以贴补生计”。
“你说什么？变化？我看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由于政治局势动荡，外国游客都不敢来了，旅游收入和外汇储备一直下降，埃镑贬得厉害，美元现在成了稀缺货，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穆巴拉克时期，有人甚至还指责埃及国库中的美元太多了”。
“除了经济陷入困顿外，就是社会思潮的变化了。当初‘革命’时，人们都希望民主、自由之风吹遍埃及。但现在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适合埃及的土壤，民主自由带来的是动荡、混乱和不安，甚至是适得其反，造成伊斯兰势力的不断上升。你可能也看到报道了，几天前，由一些宗教机构资助的埃及第一家‘无酒酒店’在红海之滨的旅游城市霍尔格达落成并正式开业。埃及把各种酒类的价格都上调了100%，甚至是200%。原来开罗国际机场内很红火的免税店，现在已经不再允许卖所有酒类产品，包括啤酒在内。这样下去，埃及可能会更加保守、封闭。这与我们当初搞大游行的初衷完全相反。我们希望社会变革，但我们要求的是朝着开放、进步和宽容的方向变革，而不是一味保守。我们呼唤自由、民主，但迎面吹来的，却是越来越浓郁的宗教之风。这就是盲目追求所谓西方民主所付出的代价。”
瓦伊勒的话使记者心生感慨，在联系采访时，听他所在的青年组织介绍说，这位看上去挺帅气的小伙子，曾经还是一个组织游行和示威活动的小头目，也算是一位驰骋“沙场”的资深“革命青年”了吧，然而他的结局却让人不胜唏嘘：从失业大学生，到印刷厂临时工，到解放广场挥动旗帜的示威者，再到吉萨动物园门前的小摊贩。这一连串角色切换轨迹的背后，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该做出怎样的诠释和解释？
“我想有个家”
本报赴叙利亚特派记者 焦 翔
“我想有个家。”阿赖工作于大马士革老城的一家饰品店，每天最困扰他的事，就是下班后在哪里过夜。“前天我在阿巴斯广场的叔叔家住，昨天我住到了穆萨来门区的朋友家，今天我还不知道要住到哪里。”他和母亲已经一周没有见面了，因为他母亲也在每天搬住处，两人在一周内没有“交集”。
26岁的阿赖是大马士革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但工作已经占据了他绝大多数时间。“每天早晨9点到晚上9点工作，只有每周四和周六两天抽出两个小时去上课。现在的局势十分危急，大学的课程都缩减了，能不上的课程大家都不去上了”。记者曾亲眼见到，大马士革大学历史系的一堂实践课，只有一位老师带着一个学生。
在阿赖的记忆中，两年前的时光是那样美好。他的家在大马士革郊区朱巴尔，房子很大，他与弟弟和母亲住在一起，其乐融融。“虽然当时每个月也挣12000叙磅，但这笔钱足够生活，并且还能与心爱的女朋友约会……”
几个月前，阿赖家所在的朱巴尔区被战火侵蚀，他的家从此不复存在。“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两年了，但两周前分开了。我不怪她，一个男人连个家都没有，如何能够依靠……”
老城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阿赖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他们平时也谈谈局势。但阿赖说，年轻人对这场战争完全厌倦了。危机之初，叙利亚年轻人中的确有不少人有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叙利亚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一样存在就业率低、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年轻人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
阿赖认为，起初所谓的革命有着良好的势头，但随着武装分子与国外势力的渗透，这场变革浪潮已经完全变了味。“现在，我既不喜欢政府，更不喜欢反对派，两边都在不断犯错误——让战争持续”。阿赖拿出自己的学生证说，毕业后他就要参军了，但他不想参战，他想到国外去寻找深造的机会。
商店的柜台后，阿赖搁着一本书，在客人稀少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来翻两页看，他相信努力终会迎来回报。
近日，美俄商定在本月底召开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届时叙政府与主要反对派将首次坐在同一张对话桌前，很多专家认为危机将因此出现转机。阿赖对此并不乐观，但他觉得有个希望总还是好的，“每一个人都已厌倦透了这场战争”。
“我希望能够自食其力”
本报驻突尼斯记者 孙 健
2010年10月，穆罕默德·哈拉特毕业于突尼斯迦太基大学法学院。经过6年的国际商法专业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哈拉特对本报记者说，毕业时他曾被学校认为是未来国际商法领域的新星，但是，走出校门后几个月都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让他倍感失落，恰逢此时“阿拉伯之春”爆发，这促使了他走上了布尔吉巴大街，融入了推翻独裁统治的浪潮之中。
哈拉特曾经认为，随着本·阿里政权的倒台，官僚腐败现象就会减少，国民经济自然会好转，民众福利会提高，就业的机会可以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两年来，国家仍处于政治过渡期，“革命”似乎给突尼斯带来了“无限的民主与自由”。人们可以把形形色色的支持与反对、赞成和不满、高兴或愤怒等，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上街游行与示威抗议成了家常便饭，党派林立并相互争权夺势，许多关乎国家与社会的重大事项往往议而不决，政府官员缺乏职业管理知识，政府承诺的经济发展目标、社会责任都没有落实。比如，制宪议会应在2012年完成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临时政府也应同时完成过渡，但至今相关任务仍未完成，而临时政府和总理已经更换了3届。在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控制物价、公共秩序和环境治理等方面都今不如昔。
哈拉特对本报记者表示，“春天”过后的景象是：“民主自由多了、政府决策少了，政党媒体多了、为民办事少了，工会势力大了、民众福利少了。”西方式民主不仅没有解决阿拉伯国家社会政治与经济难题，在某种意义上还刺激了阿拉伯国家民族宗教势力和抵触情绪的膨胀。如今，针对西方和世俗文化的暴力事件频发，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恶化。事实证明，阿拉伯国家需要寻找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而不应全面照搬西方式的“民主革命模式”。
毕业于突尼斯比塞塔贸易学院国际商贸专业的赛义德，目前在为一个临时接活的木匠师傅做小工，昔日拿笔杆子、敲电脑的手已开始熟练地使用锯子、刨子和油刷。
出身普通渔民家庭的赛义德，念大学二年级时积极投入到“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革命”已经两年有余，一切都与想象的相距甚远。政治家们“变革仍需要时间”的说教和大学生目前就业率不足35%的现状，令青年人逐渐失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信心，“现在的我只希望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自食其力。”赛义德说。
“我感到很羞愧”
本报赴利比亚特派记者 张梦旭
傍晚，的黎波里市中心的自由市场里，一家手机店的年轻店员阿里正在无聊地听着摇滚，看到有顾客进来，忙不迭地介绍新进的苹果系列手机。“我晚上在店里打工挣点零花钱，白天在大学里读书”，他告诉记者。当记者表示想了解一些关于战后民兵的生活时，他兴奋地说道：“我就是米苏拉塔民兵的一员，战后我的很多朋友被收编进了利比亚国民军，但我在政府的安排下进入大学学习，希望毕业后能够找份工作养家糊口。”
谈起内战，阿里异常激动地向记者讲述他们如何攻下卡扎菲苦心经营的阿齐齐亚兵营、击毁政府军的坦克和重武器等等。然而，对于战后生活，阿里显得不太满意。“我们利比亚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我们应该很富裕才对。但是卡扎菲执政时无偿地赠送给其他非洲国家大笔援助，现在的政府也缺乏魄力，把心思花在了内部的争权夺利上，也不想想如何重建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下去，下次我只能用选票将他们选掉。”
“革命”后，利比亚的年轻人曾迫切期望一夜间改变命运，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安全局势不稳导致外资大量撤出，利比亚目前的失业率高达40%。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终日在大街上飙车和闲逛。
40多岁的奥马尔在同记者聊天时连声叹息，“这些年轻人在卡扎菲时代接受的是非理性的教育，现在卡扎菲倒台了，没有人管着他们，也没有正经工作干，整天就是飙车、饮酒，甚至连吸毒和嫖娼也变得很普遍。我们是伊斯兰国家，变成这个样子我感到很羞愧。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体会到责任感啊？”
“我在大学里要多学几门外语，年轻人在利比亚没有多少机会，我本科毕业了要接着到欧洲深造，”的黎波里大学语言学院21岁的女学生拉尼娅对记者说。
在记者接触的利比亚年轻人当中，拉尼娅的冷静和平和是少见的，但她的一番话，却透出了无奈和失落。“卡扎菲时代，我们生活的确实不自由，但是强力的存在稳定着社会秩序。现在，利比亚就如同无政府一般，枪支泛滥、抢劫普遍，人人拿枪希望获得安全，却又陷入了更大的不安全当中。”
的黎波里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院长阿里·纳齐夫对记者说，卡扎菲执政时，利比亚人民被压抑着，迫切希望实现西式民主。然而，当这一天真正到来之后，他们发现民主并非只是投票。在利比亚这样存在诸多部落并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里，民主很容易沦为部落之间争权夺利的新工具。民主适不适合利比亚目前还很难讲。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利比亚都要在如何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制度上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