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纽约12月25日电(记者 席来旺)被誉为“生物金融学”创始人的华裔金融学教授罗闻全(Andrew W.Lo),今年4月份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入2012年度全球最具影响人物“百人榜”。他综合利用神经科学、进化论和计量经济学等方法,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金融市场理论,揭示出投资者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金融决定。他首创的生物金融学理论,已在全球产生深远影响。日前,记者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对罗教授进行专访时,罗教授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目前正在进行的最新研究情况,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进行了点评,并预言“注重金融创新,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Second to none)”。
一、四大领域:引起全球业界关注。
谈到自己目前的最新研究成果,罗教授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说,他的研究主要包括4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Systematic Risk)研究。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人们都越来越关注金融市场风险问题。事实上,1998年美国著名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产,已经让人们理解到“对冲基金”在稳定或者扰乱金融市场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我一直在研究、探索金融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可以用什么标准来加以衡量?看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威胁、影响着金融稳定?我在这方面写过很多文章,而且跟美国财政部合作过,努力探索以更好的方法来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
第二个领域是人类行为与金融决策研究。也就是说,借助神经科学来研究人类进行金融行为,看其与人类做出经济决策行为之间如何互动,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能帮助人们解释人类的经济决策行为。大部分人认为,数学帮助人们做出金融决定,获得最大的市场利润,并有很多经济理论来阐释这些数学公式,但问题是这些数学计算在实际中并不起作用,人们的行为有时表现得非常疯狂与情绪化。作为MIT斯隆学院金融工程实验室主任,我现在就是要试图理解人类做金融决策时的脑部活动,我的很多研究报告都是在通过神经科学与金融决策活动的相互联系来加以分析。我们在作实验时,让一个交易员在进行证券交易,然后通过电子设备,监测其在市场投资时的呼吸、体温、血压、排汗、心跳速率以及肌肉活动情况生理特征,我们可以测量他们的情绪反应、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金融决策行为,以便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金融决策。
第三个领域是利用进化模型理解金融市场变化的研究。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EMH理论认为,金融市场运转是有效的,市场有效地聚集信息,投资者理性地形成他们的投资期望。但现实中,此理论被数据所否定,部分原因是人类像任何其他动物那样,我们可能更聪明,但也同样被相同的动物天性所引导,在理解了社会如何进化的规律后,我感到很兴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用这些进化理论来解释金融市场的行为。所以我提出了“适应性市场假说”(Adapted Market Hypothesis)理论,它虽是一个数量化的理论,但却更多使用生物学方面的原理,经济学家经常把自己比作物理学家,但问题是人类行为不像分子等微小粒子那样,在通常情况下,人类会被情绪所影响,所以,进化模型会更贴近于现实,生物理论更适用于金融市场变化研究。股市比较不像有规则可循的物理系统,而更像会不断进化和适调的生物体系。美国财政部认同我的理论,请我成立金融研究办公室,希望针对金融业提供更可靠的资讯和预测能力。
第四个领域是最新的研究,即如何运用金融工程来解决大的社会难题,例如癌症、能源危机与全球变暖等。近年来我特别意识到的一件事是,抗癌症药品研究渐渐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在美国,每2个男性、每3个女性中就有一个人有患癌症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个难题。可是,在这个领域有个特别奇怪现象,美国研制抗癌药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药品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可是政府的相关拨款越来越少了,社会力量在抗癌研究方面的投资也越来越少了,原因在于,相关研究技术越来越发达,抗癌药品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反而影响了投资者的效益回报。所以我现在发表文章建议,用金融工具、统计量化方法及金融工程模型,来帮助抗癌研究事业发展,例如,可以将所有适用于不同病人的抗癌药品放在一起,就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利润率,所以我想用金融工程模型来帮助投资者的回报率得以保证,从而解决所遇到巨大挑战的融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帮助抗癌研究。当然,这与社会慈善事业不同,但是,由于投资有回报,可以比慈善筹到更多社会资本。
二、全球金融:短期缓冲期、长远乐观。
谈到对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看法,罗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已与10年前大不相同,部分由于中国的崛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体系已开始形成。对全球经济来讲,有利的方面是资本可以更自由地流动,但潜在问题是,通过全球金融融合,现在一旦一个地方有问题,就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扩大了,金融系统越来越复杂,全球金融风险也相应增大,要求我们要更聪明、更开放,同时全球合作的必要性日益突出。协调合作需要处理好竞争与协调的关系,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竞争与合作可以同时存在,不能一味竞争,否则没有赢家。20国集团机制是一个好的开始,当然,20国机制太集中于历史数据,没有全面了解到新的环境,需要探索新的结构,推出一些新的举措,我们面临更多的挑战与责任,应该允许创新。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现在仍处在一个缓冲期,很多的政策规定,投资者对市场还不太清楚,在等待,金融市场短期还不太稳定。但从长远来讲我是持乐观的态度。除了经济增长数字,会有更多有创造力的人行动起来,在中国、印度、美国、欧洲世界各地都会有机会,现在我们必须修补基础设施,包括法律的基础设施与管理的基础设施,就像经历20世纪30年大危机后经济恢复增长很快那样,因为随后出台了许多政策法规,只要我们了解、适应了新的环境,就会创造许多新的财富。
三、中国前景:Second to none。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罗教授父母是上海人,他本人1960年出生于香港,几个月后移居台北,5岁来美国,24岁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在回答记者关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评价的问题时,教授显得很兴奋地说,近年来他到中国大陆的成都、上海去过两次,印象都很深刻,中国发展势头很猛。
罗教授告诉记者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长给世界进步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不仅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在相当程度上带领着全球金融体系的进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比十年前有一个更加稳健的金融体系。
罗教授指出,中国市场大、是个有很好资源优势的国家,尤其是人力资源更为丰富,条件十分优越,中国不仅要“走出去”,还应看重教育、商业发展等方面的国内投资。目前中国无疑正在成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上海可能变成为纽约、伦敦那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照目前的道路发展,这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发展前景。当然,中国要客观地看待金融创新,必须谨慎地平衡金融成功与社会政治的反应,如果能平衡得好,并能保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与不断创新,可以非常肯定,中国在几年之内就会变成为影响力巨大的强国(powerhouse)。如果中国注重金融创新,就可以轻易地代替西方国家。中国要改变传统文化观念,允许失败,鼓励创新,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Second to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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