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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CY观察系列报道之九——

G20的诞生、发展和挑战分析

2016年09月02日09:52 |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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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的诞生史

近代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建立、发展、变迁的脉络,无时无刻不与危机应对、风险防范、体系改革紧密相关。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1929到1933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危机倒逼改革、改革重塑体系的趋势与规律变得越来越明显。G20领导人峰会机制就是在金本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G7领导机制之后出现,并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产生的国际金融治理新机制。

二战后的国际经济体系发端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战后世界建立一个能够保持国际汇率稳定、实现货币可兑换并且满足多边贸易支付要求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建立了以美元作为单一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的要点包括:以黄金锚定美元,以美元锚定其他货币,以此来安排各国货币与黄金的关系、固定汇率以及可兑换性等关系问题;建立两大国际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为各国提供用于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短期贷款和用于发展的长期贷款。这一体系从形式上回答了“怎样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运行机制”问题,并且在建立之后的一些年解决了不少现实问题,从而成为战后全球经济体系的“底层架构”。

然而,这一体系存在着先天不足,即以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使用,必然存在发行国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并且金本位制也面临现实中黄金数量的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和多次危机的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全球经济现实需求之间的距离日益扩大。到了1973年春,美国由于无力支撑黄金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比价,宣布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动荡。而就在这一年10月,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东国家宣布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1973-1974年西方世界出现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胀加剧,失业剧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1975年11月,法国巴黎召开了有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首脑参加的峰会,1976年,加拿大也加入了这一峰会机制,形成了G7机制。在G7占据全球经济总量八成以上的历史时期,G7峰会是多国之间协调宏观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政策最重要的机制。不过,G7只是西方国家之间的机制,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世界对一个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需求日益迫切。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冲击了所有西方国家,迫使西方不得不寻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以应对危机。2008年11月,首次G20首脑峰会召开,标志着当今世界首要经济和金融治理论坛的诞生。2016年,G20的主办国由中国担任,这将开创中国领衔全球治理议程的新历史。让我们从G20的起源、发展、演进历程开始,了解G20的方方面面,为2016年中国G20的到来做好准备。

一、G20诞生前的国际金融体系

1944年7月,44个国家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共同商讨二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当时提出的两大国际金融治理方案分别为,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凯恩斯计划,和美国代表团推出的怀特(财长助理)方案。由于美国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一度高达世界黄金储备的73.4%)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会议决定最终采取怀特方案,并鉴此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该体系的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换句话说,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当时规定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变成了世界货币、国际清算和各国储备货币。

这一体系在二战后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美国是各国储备和贸易支付的单一货币,国际金融体系的高效与稳定运营越来越受到制约,美元本身也受到了巨大压力。1960年美国黄金储备下降到187亿美元,无法抵补210亿美元的流动债务,进而出现第一次美元危机。1968年美国黄金储备进一步下降到121亿美元,无法抵补当年331亿美元的流动债务,进而引发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年,美国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导致了1973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对于这些危机,美国被迫依靠加印纸币来弥补其财政赤字,这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和美元过剩,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变得混乱不堪。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国的单一货币和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各国储备和贸易需求,而美国出于一国利益考虑而设计和实施的相关货币政策,根本无法保证其他国家的利益,反而对他国造成了巨大伤害。

1975年,首次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最初为六国,1976年加拿大加入)标志着“富人俱乐部”的诞生及制度化。G7起初只商讨经贸协调的议题,渐渐地拓展到刺激增长措施、浮动汇率、通货膨胀、贸易自由化、能源、就业等问题,后来还开始讨论政治、安全、对一些国家实行制裁、应对武装冲突地区等。但是,G7多数政策还是从发达国家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或全球利益。

例如,1997年第24届G7会议,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参加会议,G7也变成G8。但是,由于当时俄罗斯经济实力不够,其GDP仅占世界1%(美国占26%),所以被排除在讨论全球经济及金融核心问题之外,不能参加七国财长会议,也没有资格签署内容广泛的经济声明。这进一步说明,G7是一个强国拥有话语权的发达国家俱乐部。

20世纪末,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G7意识到改革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在危机时建立一个包括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内的全球共同行动“紧密小组”和在国际社会推广G7达成的共识尤其重要。中国、印度等首先加入,渐渐地巴西、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墨西哥等国也加入,演变成了一个“19国+欧盟”的20国沟通机制。1998年,G20国家双部长会议正式启动。

21世纪初,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BRIC)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G7/G8机制治理全球经济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率先提出召开G20首脑峰会,但先开G8。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则提出了直接召开G20首脑峰会,并把会议从法国改到美国华盛顿,从此G20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开始渐渐承担世界金融治理任务,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体系正式开始运作。

对此,专家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说可以叫“布雷顿森林体系II”,有人则认为,这是G8政策推广的平台。但全球多数人希望G20不仅是救助2008年起源于西方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工具与平台,更应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平等身份参与制定商讨国际金融政策的制度化平台,进而发挥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真正功效。

(责编:覃博雅、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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