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经济秩序演化看G20

从G20的诞生史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参与方和主要议题，也了解到它是“应对问题”的对话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历史意义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议题，还需要放在全球经济秩序演化史的大背景下来看。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建立，主要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等，同时还建立了IMF和世界银行两大金融机构。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得以确立，并形成了金字塔型的国际秩序结构。在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的交往过程中，美国都成为绕不开的重要环节。

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逐渐瓦解，而这都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就是常说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另外，美联储制定的货币政策从理论和现实来讲，都应反映美国自身的运营情况。但随着美元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使用，必然导致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全球经济外延性的矛盾。这些都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垮台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完全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开始松动，美国需要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管理中来，金字塔的塔尖开始被削平。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法国的倡议下，西方七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成立了G7，G7是七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的机制，它在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会议作为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旨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整体上协调共同和各自的政策，缓解内部矛盾，以维护成员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但是，G7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治理机制，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得到改变，只是处于塔尖的发达工业国家各自关系的自我调整。G7国际治理秩序是建立在资本——生产——消费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发达工业国家既是资本的拥有者，也是工业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处于金字塔底的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则成为发达工业国家的资源提供地和产品倾销地。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也由此造成了世界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另外，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浪潮席卷而来，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以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与此同时，后者也纷纷开启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得到快速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资本——生产——消费的结构被打破，发达国家变成了资本——消费国家，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了资源——生产国家。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庞大的消费，只能依靠虚拟经济不断创造利润，但是虚拟经济并不能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即在于此。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资本——消费结构已经基本被打破，以美国为核心的旧的金字塔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开始瓦解，面对近期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新兴国家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全球经济。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G20就是基于以上的变化而产生的，同时G20也是未来扁平结构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雏形。在这个扁平结构中，原来的发达国家已经不再独占中心的地位，而只是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重要的成员。新兴国家也已不再是全球经济链条上的附庸，已经占据重要环节。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处于变革调整之中，发达国家希望借助G20来维持旧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以G20为历史契机，构建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目前来看，G20仍然是一个过渡性的全球治理机制，虽然相较于旧有的治理机制有很大的突破，但仍未完全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此构建新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需更大的努力和决心。

一、G20：新型全球治理模式

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该组织旨在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与传统国际治理模式相比，G20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具体来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权力结构从中心—外围到平行。传统国际秩序建立在强国基础之上，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次发展国家形成一种中心—外围的权力结构，但随着新兴国家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中心—外围的权力结构已经难以为继，世界的秩序需要新兴国家的参与，并发挥重要的作用。而G20所构建的就是这样一种平行的权力结构；二是制度和规则从单一模式发展为竞争性模式。伴随着上述平行权力结构而来的，是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的分散，传统发达国家不再是规则和制度的主导者，而转变成重要的参与者，新兴国家也能参与其中，并发出不同的声音；三是从价值导向变为议题导向，决策机制也更加多元化、开放和包容。主要国家都可以参与到世界性事务的决策中来，西方发达国家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新兴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权重的相应提高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G20迅速兴起的原因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特别是日益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样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由传统强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严重困扰西方经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双速复苏”局面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承担着全球经济“引擎”和“稳定器”的作用。在过去几年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产出的总增长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二。G20作为国际对话和协商的平台，在协调各国的危机应对政策，防止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层次的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振了全球经济的信心，这也意味着G20新型全球治理机制真正走向前台。

G20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是推动世界从危机中走出来的主要动力。从2008年第一届G20首脑会议召开以来，维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就是其首要任务，各成员国纷纷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实施结构性改革，增强需求，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恢复信心。同时改革金融系统，确保所有的金融市场、产品和参与者都受到适当的管制和监督，构筑新金融监管框架，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在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流动性的同时，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国际合作，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等方面，G20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随着G20作用的凸显，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其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推动全球经济不断复苏。

G20虽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中轴，但以它为基础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远未形成，特别是随着世界各国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步伐快慢不一、利益诉求逐步分化，G20越来越难以就重大问题取得进展，“多极化”可能导致“无极化”。面对危机之后的新世界，G20需要进一步探索自己的新角色，以G20扁平结构为基础，尽快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二、G20的地位和面临的诸多挑战

G20领导人峰会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它的出现和发展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进展。

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产业国际转移，一些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推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据国际货币基金《世界经济展望》数据，以新兴经济体为主体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30%，上升到2010年的70%，它们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比也高达47.8%，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单纯依靠发达国家的治理机制已无法继续有效运行，无法应对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这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新一轮深刻变革。

尽管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并已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推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凸显了经济全球化的强势与全球经济调节的弱势并存这一经济治理矛盾，暴露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方面仍存在严重缺失，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国际金融、货币及贸易体系改革任务艰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现有治理机制安排的代表性急需扩大、有效性亟待提高，明显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公平、不合理因素大量存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经济安全问题日渐凸显，货币、财政、粮食、能源、气候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持续存在，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等。G20应聚焦上述世界经济金融领域的重大、紧迫风险和挑战，协调经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要继续推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关注南北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世界治理需要更多国家的参与，既需要分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变革已经迫在眉睫。G20未来的角色，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充分容纳和吸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赋予它们规则制定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物，G20已显示其治理危机的成效，各次峰会的顺利召开也证明了平等对话的力量。全球合作协同应对危机取得的成果，凸显了G20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联合治理全球性问题的优势，同时各国领导人亲自参与对话也是G20效率和权威的根本保证。世界对G20充满期待，盼望在相当长的时期，G20能成为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治理的最高级别论坛，并自觉地进行与时俱进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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