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高速公路秩序井然，车主大都排队按照秩序行驶，没有非法占用紧急停车道的情况。 　　人民视觉

韩国首尔大街上行人过马路，右转的机动车不管有无信号灯都会停下来让行人。 　　本报记者 陈尚文摄

日本普通人家扔出的垃圾，上面覆盖黄色的网兜防止垃圾被乌鸦和野猫拨弄。 　　本报记者 田 泓摄

新加坡地铁内的禁止标志，上面标有明确的罚款金额。 　　本报记者 俞懿春摄

　　新加坡

　　“软硬兼施”改变陋习

　　本报驻泰国记者 俞懿春

　　人们对新加坡的印象一般离不开“美丽整洁、社会和谐、有序礼貌”几个关键词，但这些美好的词汇集于新加坡一身绝非一蹴而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乱扔垃圾、随地吐痰、排队插队等现象在新加坡也屡见不鲜。为改善社会风貌，新加坡政府几十年来通过制定和执行各项法规，孜孜不倦开展社会运动，使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彻底改变了新加坡人的形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迅速城镇化，原先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一夜之间成为居住在人口密度颇大的组屋区的市民。但他们依然保留着一些农村生活的习惯，比如在公共区域堆放私人物品，随意抛掷垃圾，随地吐痰等。“为了帮助国民适应城市生活、学会和睦相处，加上当时新加坡准备大力发展旅游业，覆盖全国的‘全民礼貌运动’在1979年6月应运而生。”新加坡基层组织和公共管理专家傅琼花告诉本报记者。

　　“全民礼貌运动”鼓励人们采取更加礼貌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除了在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进行大量宣传外，运动组织者还通过纪录片、歌谣、歌曲等新颖形式，反复强调礼貌的重要性，让运动深入人心。1982年，新加坡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配合社会运动的吉祥物——小狮子“新雅”，这位“礼貌大使”伴随了几代新加坡人成长。

　　据《海峡时报》报道，1993年和1994年开展的礼貌运动，减少了新加坡人“以我为先”的态度。新加坡人在吃自助餐时，把有食物残余的碟子垒起来的现象少了，把座位让给年老体弱乘客的次数多了。2001年，“全民礼貌运动”被目标相似的“新加坡行善运动”所取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吴元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彻底改变国民长期形成的不良习惯，并非数年的时间就能奏效。“新加坡‘软硬兼施’，才逐渐‘迫使’人民放弃某些落伍的习惯。若纯粹靠劝说，恐怕也无济于事。”

　　严刑峻法是新加坡政府制止反社会行为的最后一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告诉本报记者，西方媒体有时会称新加坡为“fine country”，表面上是“优美国家”之意，其实是用“fine”的另一个意义“罚款”，比喻新加坡政府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来阻止不文明行为。

　　但是，顾清扬认为，新加坡执法规范、专业，才使得法律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政府的一般做法是，首先进行教育和规劝，经多次劝阻无效，才会动用法律。今年1月，新加坡法院向一名屡教不改的高空抛物者开出史上最大罚单：1.98万新元（约合9万元人民币）罚款，外加5小时社会服务。原来，在2013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曾5次收到该男子居住单位对其高空抛物行为的投诉。经过他所在的镇议会及民间组织多次教育，国家环境局官员也多次对该单位进行监视，高空抛物问题仍屡禁不止，最终才导致了这个“天价”罚单。

　　傅琼花还向记者展示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小学和中学的公民道德课本，课本以照片和漫画的形式，告诉新加坡中小学生要养成爱国、礼貌、自制、守时、诚实等良好品格。“新加坡规范社会秩序的法律很多，例如非常有名的公共秩序法案和环境公共卫生法案，但是最重要的做法还是通过教育塑造人格与共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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