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3】

二 管控争议和危机，建设“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尽管今天已经降到1972年关系正常化以来最低点的中日关系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但寄希望于安倍的政策调整就能带来中日关系的迅速升温，给两国关系戏剧性地带来“利好”，是不现实的。由于缺乏国内政治竞争对手，安倍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尽管在日本国内遭受诸多批评，2014年10月末安倍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了九个百分点，但安倍政府长期执政几乎已成定局。稳定和管控中日关系，需要的是战略意志和政治智慧。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月25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所指出的，“中日两国领导人要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

未来要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一）客观、理性、真实地探讨和定位中日关系

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和真实地探讨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在探索解决之道的同时，展示出管控危机和缓和紧张关系的决心与勇气。中日两国都需要认真研究彼此的关切，而不是简单地抱怨和指责。面对钓鱼岛领土争议，安倍政府曾一味拒绝承认争议存在，加剧两国的紧张关系，也构成了自2012年9月日本“国有化”错误做法以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公务船对峙局面迟迟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安倍政府拒绝承认中国2013年11月23日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顽固做法，也无助于缓和东海紧张局势。中日双方需要摸索在东海争议海域和空域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出现事故性的撞船或者撞机事件不测事态。在目前两国国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心态存在情绪化的现实面前，中日东海海域或者空域出现的事故性冲突，都可能引发两国的军事冲突。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军事性流血事件，或者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将使得两国关系的伤口进一步撕裂。这一伤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间都难以弥合。2014年9月末，中日两国已经恢复了海上沟通机制谈判，两国政府部门之间的海上事务级磋商也得到了重新启动，二轨对话也渐趋活跃。2014年11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首脑进行了会晤。这些积极态势应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恰恰由于巨大分歧和争议而需要继续发展、提升对话和沟通的管道。

（二）重建支持和承纳两国关系未来稳定的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

我们需要重建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有责任、有意识、有步骤和有计划地开展接触与交流，重新培养国民之间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中日两国历史上有过两千年的交流史，两国的文化曾经相互浸润。更重要的是，这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历史，共同促进了东亚文明的进步、繁荣和发展。中日历史有着巨大伤痛，而中日文化互惠也有悠久的渊源。中日两国社会必须培育起共同的信念，不是简单的“永不再战”，而是中日的合作将决定亚洲的未来。如果中日走向冲突，则将是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无法承受的灾难。

（三）调整观念和心态，积极、务实地直面两国新变化

我们要调整观念和心态，升级政策话语体系，更加积极和务实地“研究日本”。日本是近代以来对中国造成最大伤痛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情绪性的爱国主义只会误导和坏事。只有积极、务实地正视日本的存在和关切，更加全面、深入和准确地认识日本，才能真正做到在战略上重视日本。中日两国的政策精英和知识精英必须从观念到心态进行调整，从容和谦虚地直面两国内部所出现的诸多新变化。从经济上来讲，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一年就会收回，今天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这是中国的市场发展决定的，不能简单说两国的政治关系恶化而经济关系受影响。当然，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有很大的影响。以前讲中日“政经分离”，可以“政冷经热”，但今天需要一系列新的概念。今天中日“政冷经热”，面对的现实不仅仅是政治和安全的紧张，还有中日两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市场分化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和竞争的上升，最近中国对12家日本企业的反垄断罚款，是非常重要的市场行为。深入把握中日关系，需要我们在东亚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新趋势、新变化的准确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得到。

未来若干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不会一帆风顺，将在合作和斗争中前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日两国作为战略对手的特点也将难以改变。但是，中日关系也到了需要深刻反思、客观认识和冷静应对的时候。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区域政治正在进入新一波战略性大调整的时代，区域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经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已经真正到了需要我们“正视历史，但要走出历史”、“面向未来，更需要主动塑造未来”的时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人民网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