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规则问题可以谈

对本周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而言，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议题中剥离出最反映稳定发展两国关系现实、紧迫需要的那几个，进行深入、透彻的沟通，事关本轮对话效果，也关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前途。

观察实施“亚太再平衡”几年来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其对“规则”的强调十分惹眼。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在她新近出版的自传《艰难抉择》中，详忆了“重返亚洲”战略的出台过程，承认“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的战略变化之一”，“美国需要一套鼓励中国作为负责任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复杂战略”。她说，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崛起面临三个选项，一是扩展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二是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的各项同盟条约，平衡中国的权力增长；三是健全地区多边机制，“确立从保护知识产权到防止核扩散、维护航行自由的地区规则和行为标准”。最终，奥巴马和她本人决定将三个选项揉合起来实施，“使亚洲成为对外政策的焦点”。

美国国防部长说得更直白。在2014年5月底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那篇激起中方强烈反应的演讲中，哈格尔针对南海紧张局势发表恫吓说：“当某些国家比如中国试图限制航行自由或忽略国际规则和标准，美国别无选择”；“美国反对任何国家用恐吓和威胁的办法坚持领土声索”，“作为未来的主要力量，中国应当理解和遵守由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订立的国际规则”。

奥巴马把规则问题上升到全球战略层面，而这正是他就美国该如何在世界上保持领导力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一部分。他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表示，当全球关注的某些问题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美国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必须拓展我们的手段，包括外交和发展、制裁和孤立、诉诸国际法”，以及“如实有必要，采取多边军事行动”。奥巴马进一步解释到：“我对美国例外主义深信不疑。但让我们例外的并不是美国蔑视国际准则和法治的能力，而是我们通过行动巩固它们的意愿。”

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国际法治”和“规则”，与其说是坚守非战主义的务实选择，不如说更像是美国在自身力衰势微关头做出的本能反应。具体反映到对华政策，它完全符合对话接触与防范遏制两手并用的一贯思路，并且可以在美国保持对华绝对竞争优势的信心开始下降之际，在两手之间架起一座桥来，以便最大限度动员盟友伙伴采取集体行动，以有别于全面遏制的办法制约中国的实力和权力增长。

自克林顿时代起，将中国纳入国际规则体系就已成为美国对华交往的重要内容，也长期是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的焦点。“红队”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帮助中国融入世界在中国催生民主政治，一个与外界全面接触的中国不会趋向于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友进行安全竞争；“蓝队”相信，中国不可能采用美式政治制度，也不会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这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必须准备予以进攻性的回应。过去3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事实发展脉络则是“超越接触”的“整合”与“融入”---美国将中国整合进国际社会，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与中国开展合作，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而所谓“负责任”就是接受华盛顿定义的国际秩序。

“亚太再平衡”的推进及奥巴马政府对国际法治和规则的强调表明，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的最主要心态变化，一是将中国视作更加现实和强劲的竞争对手，二是担心与中国的进一步融合会导致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三是不再幻想能在短时期内借融合改变中国的道路和体制，四是认定“向北京叩头”未必能换取中国在美方最关切的问题上提供实质合作。美国正试图对“超越接触”进行超越，华盛顿倾向于在双方利益分歧和冲突问题上对华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以国际司法制度的进攻性遏阻、对冲所谓中国在战略上的进攻性。看不到这样的变化和调整以致无所应对，将是中国外交和战略界的失职、失明与失智。

人们已经看到美国以强势多边主义应对中国崛起的具体行动，一个旨在约束中国国际行为的“制度笼子”呼之欲出：支持日本曲线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巩固美国领导下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强化一旦有事情况下针对中国的军事快反能力。在威言恫吓、军事准备的同时开展密集交往，将中国军队纳入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军事安全合作外围，与中方商谈两军舰机近距相遇时需共守的行为规则。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否认“九段线”法律效力，鼓动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国家向国际法庭发起诉讼。修改亚太地区贸易规则，更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渠道对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发起诉讼。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规则”强调，中国同样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强硬抵制，二是钻进笼子，三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中国的处境、利益、实力看，简单的三选一不可行，中国同样需要将这三个选项“揉合起来”，实施综合性的应对，使之服务于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

在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专门谈到国际关系法治化的问题。他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这就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国际法治和规则观，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相一致，志在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共同遵守、非歧视性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规则问题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正式议题。

固然可以从美方对“规则”的反复强调中看到其编织约束中国的“制度牢笼”的挑战，但也可以视之为中美关系真正迈向世界级大国关系需要跨越的机会门槛。中国步入国际法治和规则体系的进程早已开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市场运行正是有关实践在经济上的先行，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中国已从国际法治的适应者、学习者成长为运用者、改革者，终将以一个共同规则制订者的姿态活跃在大国政治舞台上。走强国路，不制订大国共守的规则，何以在国际秩序中共享权力？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国，也要有胆识、有智慧学着给美国立规矩。

中美规则对话应当着眼于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和平相处的基本、共同需要，致力于健全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制度依托。它绝不应是超级大国单方面制订规则来让上升大国服从，而是由两个真正意义的全球大国共同制订公平合理的规则。它可以在双边层面上讨论以避免摩擦碰撞和相互误判为目标的行为规范，也应就如何在多边场合确立核、网络、外空、海上安全国际法准则交流看法、寻求共识。

美苏冷战时期，双方军事舰艇和飞机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对峙，相互阻挠和骚扰行为频发。1972年5月，美苏签署《关于防止公海水面和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该协定为避免冷战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当长时间来，美军舰机在中国近海针对中方的抵近侦察活动就密度和频率而言都已超过当年的对苏行为，在中美之间签署一个类似的协定以建立危机防范、预警和处理机制实有必要。2014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华期间，中美防长达成七点共识，就包括推进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机制，启动商谈空中和海上军事安全行为标准，这值得鼓励和追踪，是两军为构建新型军事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美规则对话必须设立禁区，带有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插手中国与地区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性质的事情不容触碰，轮不到由美国来为中国立规矩。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主权和海洋争议，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中方已经同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个准则必须符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对争议双方都具约束性，而不能成为任何方面企图单方面管控中国、固化对中国领土非法占领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