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6月2日发表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的题为《世界抵达货币政策的极限了吗？》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已到达货币政策的极限了吗？没有。中央银行的药箱仍是满满的。不过，更激进地使用旧疗法，或者使用全新疗法，都会产生政治、金融和经济风险。更糟糕的是，这么做无法解决高收入经济体面对的一些更大的难题。因此，在理想世界中，货币政策不应继续是“唯一的选择”（经济学家、投资经理穆罕默德 埃尔-埃利安所著《唯一的选择》。遗憾的是，我们并非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在现实世界中，央行必须继续充当我们的首选医生。

各国央行已正确地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进的疗法。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都把短期干预利率设置为接近零的水平。自1995年以来，日本央行一直把利率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自2009年初以来，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一直采取超低利率政策。到2013年，欧洲央行也开始跟进，尽管动作太晚了。

这些央行还通过量化宽松——日本央行则采取“量化兼质化宽松”（包括延长所购资产的期限）——大幅扩大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与美联储一样，英国央行已停止购买资产。但是，英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相对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达其史上最高。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目前仍在扩大自身资产负债表。

正如英国央行行长马克 卡尼2月份在上海所指出的：“央行的创新已……扩展到负利率，全球产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政策利率低于零的经济体创造出来的。”

然而，即便经过多年的如此努力，美国仍是唯一实现核心消费价格通胀率目标的重要高收入经济体。也正因为如此，唯有美联储启动了紧缩周期，不过动作小心翼翼，联邦基金利率现在仍低于0.5%。

针对这一明显失败，有人提出了达成通胀率目标并不重要的观点。有些人甚至辩称，通缩也有好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有三。

第一，如果通胀率为0，或者更糟，通胀率变为负值，那么我们将更难实现相对物价和工资的必要变化。这里的障碍是名义工资刚性。这一难题在欧元区这样的多国货币联盟尤为突出。

第二，在通缩情况下，只有显著低于零的名义负利率才能产生实际负利率。若没有实际负利率，各国或许最终会陷入更长期的需求不足、失业率升高和投资不振。

第三，在通缩情况下，给定水平名义债务所隐含的实际债务负担会螺旋式上升。这就可能产生“债务通缩”，美国经济学家欧文 费雪在上世纪30年代解释过这种情况。尽管日本成功地把通缩稳定在低水平上，但这可能是该国积极使用财政政策的结果。由于欧元区排除了财政政策，那里通缩加速的风险或许会更高。

因此，央行达成通胀率目标非常重要。这需要很低、甚至负值的名义利率。正如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 德拉吉在不久前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许多人抱怨称，低利率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但是，”他回答说，“低利率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是另一个深层次问题的表象，那就是全球投资需求不足，无法吸收经济中的全部储蓄。”

问题在于，货币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长期需求不足的难题。一个答案是，央行拥有提供进一步货币刺激的多种手段：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资产购买、前瞻指引、提高通胀率目标、直接为政府赤字提供货币融资，以及直接向家庭派发现金。

在不久前的博客文章中，美联储前主席本 伯南克阐释了这些工具的强大作用。对于负利率可能低到什么程度，他甚至可能太过谨慎了，他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后，人们将选择持有货币，利率为零”。但是，创建一种基于现金的支付系统，是一项艰难且成本高昂的任务。更根本的问题是，正如马丁 桑德布所指出的那样，央行或普通银行有可能限制人们取现、或者对存款取现收费。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建议取消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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