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子救国的郑潮炯。 　　郑社心供图

关汉英向记者展示一张反映当年“一碗饭运动”的海报。 　　本报记者 廖政军摄

司徒赞夫妇（左一、左二）与次子司徒眉生夫妇（后排右二、右一）全家合影。 　　司徒荻林供图

何莲香拿出老照片,激动不已。 　　新华社发

扫描二维码 　　看更多内容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和祖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有的甚至回国参战，献出了宝贵生命，为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郑潮炯 卖子救国震南洋

　　本报驻泰国记者 张志文

　　“如果不是为了支援抗战，谁愿意把自己刚出生40天的儿子卖掉呢？”7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那段往事，82岁的郑社心仍有掩饰不住的激动。郑社心是新加坡著名华侨郑潮炯次子，他向本报记者讲述了父亲郑潮炯“卖子救国”、支援抗战的故事。

　　郑潮炯1904年出生于广东江门，年轻时随父亲到东南亚打拼。他们辗转来到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城市山打根，以做小贩为生，勉强维持生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国内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郑潮炯听说故乡抗战需要东南亚华侨的支援，就毅然下定为民族出力的决心。在华侨团体的帮助下，郑潮炯背起行囊，挂起义旗，凭着两条腿，每天从早到晚，用义卖瓜子的形式，到南洋各地筹款。起自山打根，途经北婆罗洲、砂拉越、新加坡终到马来半岛等地的千里路途上，留下了这位爱国华侨的孜孜身影。1937年至1941年，他跑遍了南洋的戏院、茶楼、商场、码头、车站，共募集捐款达18万元，并悉数捐给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一顿饭只要一两角钱的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郑社心说。

　　“没有国，哪有家”“国亡了，家也散了”是郑潮炯最常对郑社心说的话。

　　1940年，日军进攻郑潮炯的家乡江门新会，一进村便放火焚烧民居。郑潮炯的父亲被日本兵残忍杀害。噩耗传来，郑潮炯悲愤欲绝。大悲过后，他砥砺报国之志，带着杀父之仇，又一次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

　　当年，郑潮炯的夫人怀上了第四个孩子郑社义。一天晚上，郑潮炯以沉重的心情对妻子说，为了支持抗战，不管今后生出来是男是女，他都已经决定把这个孩子卖给别人，换来的钱不是要落入自己的口袋，而是要全部捐给国家，用来买子弹打侵略者。“为挽救祖国，多出一份力。”听了丈夫的话，郑夫人泪流不止。最终，她晓明大义，决定支持丈夫的选择。她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救祖国、救民族的伟大事业，我又怎么可以忍心不支持呢？国亡了，哪还有什么家可言呢？”

　　郑潮炯真的做到了。四子社义刚出生40天，就被郑潮炯以80元的价格“卖”给了赵姓华侨商人，这笔钱也被直接捐到了筹赈会。郑潮炯的爱国大义，不仅为妻子所理解，更为当地的华侨华人所称赞。“卖子救国”的壮举轰动了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也鼓励了更多东南亚华侨踊跃为抗战捐款。

　　1941年，东南亚战事吃紧，郑潮炯在新加坡的人身安全也面临着很大危险。在抗日人士的帮助下，郑潮炯辗转躲藏，甚至连郑夫人都不知道丈夫到底在哪里。郑夫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跟着逃难的人流一起，从山打根来到新加坡寻找丈夫。当年9月15日，母子一行抵达新加坡，被抗日人士安排住到旅社，第二天，郑潮炯与他们匆匆会面后便再次消失。

　　不久后，新加坡沦陷，风声紧时，郑潮炯就躲在新加坡双林寺，幸能得到僧人庇护；风声过后，他就跑回家里躲起来。“那段漫长日子里，我每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蔬果、油、豆浆和糖饼。丈夫在家煮饭、照料小孩……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生活简直度日如年。”郑夫人晚年回忆时，仍心存余悸。

　　抗战结束后，郑潮炯曾多次寻找社义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他致信周恩来总理请求帮助。周总理将这封信转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后在广东侨联的帮助下，1969年，郑潮炯终于见到了阔别20余年的亲生骨肉。郑社心说，他们兄弟姐妹的名字都包含了父亲的殷切期望，例如“社心”意为关心社会，“社义”取自社会正义，社义的孩子也取名为卫国、国强等，浓浓爱国情怀融入其中。

　　2004年至2007年，郑社心将卖子契约等20件“卖子救国”的珍贵文物捐赠给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这也算是帮父亲叶落归根”，郑社心说。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