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新阶段、新变化、新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走过六十五个春秋，我们国家也正在变成真正的全球角色。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外人，它都是意义重大的历史进程。展望未来，中国将成为国际关系变化的最大动能之一，新一代领导人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首先回顾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三个阶段，然后梳理新的外交变化，最后分析战略机遇过程中面临的外部挑战。

新阶段

大体上，可将新中国创始以来的外交，分成三个既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

头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这段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创造了拥有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红色政权，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运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给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体系以强烈震撼。新中国第一代掌权者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气质，尚未完全适应二战后科技进步及民生领域的世界新潮流。在对外关系领域，延续革命传统与适合国际惯例之间，构成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双重变奏，前者在多数时候取得优势。中外关系是斗争大于合作、对峙多于对话的关系，是“造反者”对抗“权势者”的态势。中国像是一个不断抗争的巨人，处于国际体系边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被外界普遍称作邓小平时代，也是中国外交的第二期。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心转向服务于发展、有利于民生的轨道，对外开放，尤其对发达经济体系的开放成为题中之义。中国外交工作适应了新的主题与要求，为国内建设“保驾护航”。中国与世界关系得到改善。世界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大国。在世界范围，这段时期恰好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中国在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相互协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全球经济的驱动力量。

第三期的中国外交刚刚起步。从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来看，2008年召开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里程碑，它表明，中国是实力快速提高且充满进取精神的新兴大国，一种经过改革开放时代积淀而逐步迸发的强大力量。中国载人航天技术达到新的水平，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完全独立实现太空行走的国家。中国军费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防预算，军事现代化在快车道上行进。当然，最能表现中国综合实力提高的指标，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世界第二位。2008年以来的这几年，恰好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时段，反衬出中国保持相对快速发展的难能可贵。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成长的信心，对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可能是新兴大国里最强烈的，是所有世界大国中最乐观的。有几千年强盛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低谷之后，重现生机活力。这一期的中国外交，正从区域角色向全球位置过渡。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大，中国新一代领袖更具全球视野，中国外交出现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势。

历经生存、发展、责任的不同阶段主题，中国由革命外交转化为商务外交、进而朝新型世界大国外交方向迈进。65年间，中国从国际体系边缘的反抗者，变为全球繁荣与稳定的发动机。

新变化

从外交角度观察，十八大以来的时间虽不长，已隐约呈现新一代中国领袖的宏伟蓝图的轮廓：

“中国梦”。习近平执政后不久便阐述了民族复兴和新世界地位的“中国梦”。它呈现的中国新全球角色的壮观，有两个衡量尺度：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年之际，即2020年前后，在人均国民收入翻番的（超过1.2万美元）基础上，中国跨过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最低门槛；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之际，中华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成为经济和军事强国。

海洋强国目标。大体上有三方面：一是有效管理、控制、威慑曾长期被忽略的海域，成为地区性海上优势力量；二是拥有雄厚的海洋外交实力，对地区海洋规则和世界海洋事务产生较强影响；三是合理有效利用主权内外的海洋资源，成为世界海洋经济的强国。在此方针指导下，近段时期中国政府和军队在维护自身海洋和空间权益方面，实施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如设立“三沙警备区”和三沙市，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些是中国海空武装力量维护主权、推进海洋目标的标志性事件。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高层看得很清楚，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发展构成重大而全方位挑战的大国关系。所谓“新型”，关键在于从各个重大方向上，掌控不确定性、避免全面对抗。这个方针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政策保持衔接，但更具全球性、多边性的考量，也成为引导其他方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

周边外交的新提法。新一代领导人开展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在“亲、诚、惠、容”四个字上。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理念，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努力增进战略互信。不难看出，中国高层新的外交方针中，包含了中国改变前一时期不利被动形势、引导和塑造亚洲安全格局的新思维。在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加快软实力尤其是亲和力的提升。

“一路一带”。习近平等中央主要领导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的过程中，向中亚和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宣布了中国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宏大规划。它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等内涵，可使周边区域各国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国际竞争力。历史将证明，“一路一带”规划构成中国新地区战略的依托。

中国与非洲“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根据习近平的阐述，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新对非方针有如下要点：1、中国将努力做非洲和平稳定的维护者。2、中国努力做非洲繁荣发展的促进者。3、中国将努力做非洲联合自强的支持者。4、中国将努力做非洲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推动者。考虑到中国作为非洲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者的强大地位，以及中国军队在联合国框架下为非洲大陆做出的巨大贡献，新方针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欢迎，并在更大范围产生了积极影响。

增强中的大国责任感。作为1949年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更具有全球意识和责任感。有两个事例：一是提出中国“义利观”，二是承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这里，讲义是讲道义，讲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顾及他人利益。实际上它向世界宣示，中国将更加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与各国紧密合作，携手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积极破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就能察觉，新指针下的中国外交，成为全球治理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部分。

灵活务实、软硬兼备的外交风格。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领导人，以平实通俗的语言和灵活多样的个性，广受中国公众的好评。与过去相比，套话少了、故事多了，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阐述外交理念，演讲像其行事风格一样柔中带刚、软硬兼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外交的新抱负、新气象，既有利于这个国家自身的发展进程，也产生全球范围的塑造后果。

新挑战

然而，任何雄心壮志的实现都不是易事，更何况中国这样超大体量、将强未强的国家。笔者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交工作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第一个压力，来自国内迅速上升的民族主义。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调度得当，将成为团结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部压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核心角色的源泉；反之，它可能迫使决策部门在有争议的所有国际争端和事态上采取强硬立场，从而失去国际战略运筹所需的回旋余地。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的、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时坚守谦虚谨慎、开放学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

第二个难关，是在全球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处置棘手的海洋主权纠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效，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中国所在西太平洋区域，包括了数量繁多、情况复杂的海洋纠纷。单是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就存在八个分歧点，其中一部分处于激化或僵持状态。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和诸多媒体，在综合国力强盛的背景下，对各种“挑衅方”越来越难以忍受，要求政府和军方采取手段予以惩罚、收复失地。这是一种大考：新领导人能否在内外严峻压力下，显示力量和智慧，在捍卫自身权益、安抚国内公众的同时，为各种国际海洋纠纷提供中国式方案或启迪？

由此涉及第三个挑战：如何对待美国“重返亚洲”和“战略再平衡”等态势，使之不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实现的“绊脚石”。美国那一头，对华方针存在明显的两面性、摇摆性：当中国崛起壮大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高边疆、高科技取得重大进展时，美国人的疑虑和防范就会增加；但今天的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民间交往远比美苏关系深厚，加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遇与治理难题，也给中美关系增加了互需互利的内涵。这是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定型的重要理由。对中国新领导人来说，政策的急躁冒进和过于保守同样不利。

第四个挑战：如何妥善应对分离主义势力在中国边疆民族区域的蔓延，同时巧妙处理相关的国际压力。这与中国国内复杂的民族矛盾有关，也同国际范围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从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情况比较而言，处置这类纠纷及诱发的国际矛盾，是一个棘手任务，弄不好就造成动荡不定的内外恶果，乃至打乱原有战略日程、延缓强国富民的步伐。须承认，这些年来内地与边疆民族区域的差距在扩大，加上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区域“三股势力”的外溢，高层处理问题的难度在增加。

从国际战略角度观察，第五个挑战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对外依赖。现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国，能耗快速上升难以避免，而中国自身化石能源储量和产量只能满足这种巨大能耗的一部分，新能源增长虽快但比重仍小，缺口不得不依赖从外部进口。如何保障这种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在国内节能降耗、调整产业布局，在对外战略和布局上做出调适，对威胁能源通道和供应的外部不测事态做好预案，成为新的难题。

第六个大的挑战，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现在国内普遍觉得政府对外交涉时太软，国外却广泛认为中国变得强硬；中国百姓感觉幸福感不强、对于分配不公有诸多抱怨，而外国多认为中国人钱多到用不完、却在国际范围“搭便车”。这种不断扩大的认知反差，对决策方向构成对冲性压力。不管有多少偏激的成分，社会情绪及怨言的增多，要求中国政府加快解决收入差距、遏制腐败和推进政改。国外方面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因为嫉妒和担心中国的强大，有的是缘于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有的是由于中国外宣存在问题，有的缘自国内规章不合国际规范。同理，克服或缓解这种认知误区，乃紧迫而严峻的使命。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确定自身在全球高地上的方位，维护不断增长并国际化的国家利益，根据国内外需求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与一般国家不同，中国如此巨大规模、市场以及独特而成系统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各级政府不自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当下迫切的国内事务上。与许多新兴大国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制度及政治文化同欧美主宰下的国际体系存在差异和摩擦，中国缺乏在“异样”的环境中提供导向的经验和技术。中国现在有了不断增多的全球利害关系，但全球政治角色（包括提供的政治价值）不太明晰，全球安全目标和策略不太连贯。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将停留在单向度全球大国的层次。

总之，当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像机遇一样巨大和罕见，新一代中国新领导人委实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国际政治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