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老华人：毕生躬耕华文出版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唐人街名叫“班芝兰”，这条只有300米长的街道一年四季都熙来攘往，遍布中国百货、药材、食品商店。喧闹的街角处，藏着一家名叫“联通”的书局。这一天，81岁的店主杨兆骥和往常一样走进班芝兰，推开了店门。

走进联通书局，仿佛走进另一方天地：淡淡的书香过滤了门外的喧嚣和浮躁，安静得只听见风扇摇摆的声音。店面不算宽敞，却打理得井井有条，架上整齐地排放着哲学历史、社会科学、通俗读物、生活百科、汉语教材等多种书籍。时值午后，间或有顾客推门进店，低声和店员寒暄几句后便专注地翻阅书刊。“我们专卖中文书，这在全印尼都是独一无二的，”杨兆骥的语气带着几分自豪。

联通书局开业十余年，在印尼国内外华人群体中颇有名气。相比之下，杨兆骥的名字或许不为众多人熟知，但这位年届耄耋的老者已在华文出版业默默躬耕了半个多世纪，为中华文化在印尼的传承尽毕生之力。

杨兆骥是出生在东印尼乡村的第二代华人，17岁才开始学习华语的他凭着热情和毅力很快掌握了听说读写，沉浸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1959年，印尼政府关停所有华文媒体，在雅加达教授英语的杨兆骥只身前往交涉，得到批准后创办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成为当时唯一的华文媒体，不仅刊登印尼语资料供老一辈华人学习，更提供大量时事新闻，成为华人了解国内外事件的唯一窗口。

一年以后禁令解除，杨兆骥发现一大批热衷华文阅读、写作的“文学青年”涌现，却苦于作品无处发表，“看到他们焦急的样子，我就特别想帮帮他们，”他说。于是杨兆骥与友人合作成立翡翠文化基金会鼓励华文创作，不少年轻作家的诗歌、散文及小说结集出版，同期问世的还有《阿Q正传》等90多部中文作品。

然而好景不长。“九卅排华”事件后，印尼政府的一纸禁令印尼华文教育、出版业出现长达30多年的断档。为生活计，杨兆骥转投印刷行业，被迫中断的华文出版梦成为他释怀不了的心结，直到90年代末印尼政府开启改革时代、宣告禁锢政策结束。

2000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有限公司在印尼举办中文图书展，压抑了32年的热情终于释放，书展场面异常火爆，令应邀协办的杨兆骥萌生了在印尼开中文书店的想法。2002年，联通书局泗水店正式开业，几个月后雅加达分店、棉兰分店也相继开张。

“每间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经营都需要费很大心思，”杨兆骥指着书架上的孔孟老庄、唐诗宋词说，绝大多数图书都从中国进口，需要每年北上采购两次，“去北京那么多次，我都顾不上游山玩水，最熟的地方是西单图书大厦和新华物流中心；每次进口一千多种书，都是我从早到晚坐在那里，一本本挑出来的。”此外，杨兆骥还需要为新书撰写推介，定期发布在当地华文报纸和书局网站上。

如今，联通书局已经从单纯的书店发展为出版社兼营书店。2005年书局成立翻译部，出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印尼语连环画，在印尼全国150多家书店销售；书局还印刷和发行与中国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联合编写的华文教材，受到众多印尼学校欢迎。

但在华文教育存在30多年“空白期”的印尼，华文出版、书店运行都绝非易事。“有街坊说，怎么来你店里买书的老人慢慢少了。我说那不是少了，是他们走了，”杨兆骥说，年轻华人华语读写能力普遍较低，随着时间推移，书店常客越来越少，“我可以出版新书，但是没办法制造新读者，”他的语气不无感伤。

为了保障书店的长期生存，杨兆骥陆续关闭了外地的分店，只留下雅加达一间。近年来印尼盾汇率走低，中国图书价格上涨，更造成书店持续赤字，每月需要补贴六七千元人民币。“我做书店不图利，可是看到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才是真正让人心痛的，”杨兆骥一字一句地说，“我去过北京、厦门、南宁、台北，到处都能看到妈妈带着孩子逛书店，很感动，很羡慕。”

好在印尼重新掀起了“华文热”。无论是中国日渐强大的影响力和两国不断深化的经贸合作，还是孔子学院在印尼的积极宣传，都让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中华语言文化的魅力。毕业于印尼大学中文系的亨妮对本报记者说，如今热衷学习华语的不只是年青一代的华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印尼本地民众，“这能让我们接触更多工作机会，比起同龄人更有竞争力。”

更令杨兆骥欣慰的是，他对华文出版业的贡献也得到了广泛认可。2013年，杨兆骥获颁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一项国家级别的奖项，表彰在译介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贡献巨大的外国出版家、翻译家和作家。“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手里接过奖杯，那是我这么多年最骄傲的时候，”杨兆骥说。

由于年事已高，如今杨兆骥已经不再亲自赴华购书，选书、上架、等书店日常事务也都交给曾经的学生李世谋打理，“可他也有65岁了，等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走了，谁来做这些事情呢？”杨兆骥希望通过双方政府和出版界的合作，扩大华文图书在印尼的传播力度，让联通书局这样的中国书店后继有人，“中国书店可以成为文化大使，印尼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