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需要“沙龙式”政治家

    2014年1月11日，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重度中风昏迷8年后，在特拉维夫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5岁。沙龙几十年的军事和政治领袖生涯使他成为以色列最具代表性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昏迷8年后去世的消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仍然成为世界媒体的头条，可见沙龙“人虽走，茶未凉”，人们对他有怀念的，有唾骂的。

　　中东独一无二的政治家

　　在阿拉伯人眼中，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带领伞兵旅虐杀战俘；在黎巴嫩战争期间指挥以军屠杀难民；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恐怖政策，并借巴勒斯坦人“起义”之机大开杀戒。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表示，沙龙的去世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双手沾满巴勒斯坦人鲜血的人消失了”。

　　而在多数以色列人眼中，沙龙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受人拥戴的英雄。以色列主流的《国土报》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作为与以色列同时代的领袖，沙龙经历了这个国家无数次危机和十字路口，体会过军界宦海沉浮，骁勇善战又果敢坚韧。

　　沙龙以大胆且偶尔出乎常理的决策而闻名。1982年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期间，他领导了入侵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行动中，亲以色列的黎巴嫩基督教武装分子在以色列控制的两座贝鲁特难民营屠杀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一个调查委员会随后在1983年做出结论说，沙龙必须为允许屠杀事件的发生承担责任。

　　在担任总理之前，沙龙可称得上是“强硬派中的强硬派”。他曾反对巴以和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沙龙的反对下，巴以和谈陷入僵局。2000年9月，沙龙在保镖的护卫下强行访问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尊贵禁地”的耶路撒冷圣殿山地区。不到几个小时，巴勒斯坦人的抗议变成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导致了巴以和谈的失败。

　　“那些不希望他成为军事统帅的人让他当上了国防部长，那些不愿意让他当国防部长的人却让他成为总理”。沙龙2001年当选以色列总理，一开始是执行“强硬路线”的代表人物，致力于在以色列控制地区建立定居点，积极主张实施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兴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并且提出修建引起广泛争议的西岸隔离墙。沙龙因多次推行强硬政策而成为争议人物。尽管如此，他当时也做出承诺，要实现以色列的“安全与真正的和平”。

　　沙龙后来逐渐调整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特别是在2002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有条件支持巴建国的中东和平计划后，沙龙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同年12月，沙龙首次提出一项巴勒斯坦建国方案，同意巴有条件建国。

　　2003年5月，美国、俄罗斯、联合国和欧盟联合推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巴以局势一度出现缓和。但由于以色列继续坚持修建隔离墙和对巴实施“定点清除”，巴以冲突再起，“路线图”计划搁浅。同年11月，沙龙首次提出“单边行动”计划意向。2004年10月，以议会以简单多数通过了“单边行动”计划。

　　直到2005年8月，沙龙在自己的第二个总理任期内，对待巴以和谈的态度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执行了一个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力排众议，下令以色列人单方面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撤离，士兵强行将人们从定居点的家中拖走，从而结束了以色列对这一地区长达38年的军事控制，令外界十分震惊。

　　此举极大显示了沙龙对巴以和谈的积极态度，却令沙龙所在的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大为震怒。沙龙随后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组建了中间路线的前进党。

　　2006年1月的沙龙，似乎正站在政治生涯的顶峰。当时，沙龙的新政党在民意调查中优势很大，78岁的沙龙第三次就任以色列总理的前景似乎在望。但是，一次严重中风击倒了沙龙。他陷入昏迷，从此再没清醒。

　　沙龙首席顾问佩尔曼说：“他从来没想过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但他绝对在思考如何采取行动，以最后能获得和平。”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曾形容沙龙是“惟一一个能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的以色列领导人”。美国前国务卿赖斯2006年在沙龙中风后评价他是“一个英勇无比的人，一个出色的、历史性的领导人。”

　　众所周知，在中东地区，和平是一种“承诺最多、兑现最少”的现象，而沙龙生前被认为是能推动巴以谈判并敢于作最终决定的人选。他在轰然倒下前，在总理位置上有两个惊人之举：将“一生对手”阿拉法特逼入绝境；实施“脱离接触”行动，清空加沙地带全部犹太人定居点，并努力使以色列人相信，这是为和平所必须做出的让步。在确保以色列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建立非军事化、世俗的巴勒斯坦国，哪怕该国与以色列老死不相往来，这便是晚年沙龙对巴以和平一种迟到的理解。

　　沙龙的政治遗产

　　沙龙的悄然离世显得十分平静，但这位中东“最后政治强人”的政治遗产依然值得以色列当政者思考。英国《每日电讯报》撰文表示，2014年1月13日，为这位行伍出身的政治家举办的国葬为以色列领导人提供了绝好机会，可以回顾沙龙留下的丰富政治遗产并向其学习。

　　对于许多人来说，沙龙因为他的显赫战绩而载入史册。但在处理巴以关系上，更重要的不是他的战绩，而是他的政治智慧，尤其是他与阿拉伯人和解的智慧。他在决策中展现出的“快刀斩乱麻”式的决断力，以及让执政盟友和大部分国民言听计从的领导能力，是解开巴以难题必不可少的因素。

　　沙龙对待阿拉伯国家态度强硬，但是一旦牵涉到以色列利益时，这个被昵称为“推土机”的领导人则善于把握时机，为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会做出恰到好处的让步。在沙龙政治生涯的初期，为了和平，他支持解散西奈半岛的犹太人定居点，最终与埃及签订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20 05年，沙龙不顾国内强硬势力的强烈反对，启动“单边行动”计划，结束了以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占领。 　　“9·11”事件和后来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地区最悠久的冲突——巴以冲突一直被边缘化。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之后，以色列在战略上似乎变得逐渐有利。眼下的中东，以色列面临的所有以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敌人要么被消除，要么显著减少，以色列的战略地位可能比过去强。面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局面，如果以色列仍然无所作为，已不符合犹太国家的长远安全利益。以色列周边长期存在的阿拉伯政权不断瓦解，以色列急需与巴勒斯坦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短暂掌权、强硬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控制叙利亚反对派等事实表明，如果维持这一地区和平长达40多年的独裁政权被取代，随之而来的将可能是更加敌视以色列的政权。更令以色列人困惑的是，奥巴马是不是真的在推行所谓战略东移的利益再平衡战略，美国会从中东撤离吗？看来中东地区未来的局势很难预测，以色列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中东需要“沙龙式”政治家

　　2014年1月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以色列，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谈问题举行会谈。这是克里上任11个月以来，第11次出访中东，几乎是每个月都前往中东，频率之高超过所有前任，克里调侃说，“自己是去圣地上班”。克里频繁的中东之行旨在证明美国对中东依然“情有独钟”，中东问题仍是美国外交事务的优先选项之一。

　　美国要在中东持续发挥影响力，就不得不依靠中东战略盟友以色列、埃及和沙特等国的协助。这些国家在美国的庇护下已经有几十年，但是随着中东剧变引发的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今日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因奥巴马未能兑现惩戒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承诺，而质疑奥巴马在中东动用武力的决心。美国失去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信誉，部分原因是正在失去朋友。

　　伊朗自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以色列以及沙特等海湾国家都把伊朗视为共同敌人。鉴于2013年美国和伊朗在日内瓦就核武器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美伊两国就核问题的冲突也有所缓和，这遭到了沙特和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的不满。美国选择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旨在逐步放松乃至最终终止对伊朗的制裁，从而换取伊朗终止发展和制造核武器。以色列会认为，美国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是在拿以色列的安全做赌注，目前的伊核问题谈判，不能只是停留在让伊朗中止“可疑”的核项目，而应该彻底摧毁其核项目。

　　众所周知，对美国来说，中东地区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之所以大不如前，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9·11”事件后，美国没能利用当时空前有利的国际环境塑造一个对其有利的中东地缘图景，反而将反恐作为其对外战略核心，并在“新帝国论”思维和民主优越感的驱使下，进一步将反恐异化为打击“邪恶政权”、拓展民主制度的手段，造成中东地区乱局丛生，地区民众对美国怨声载道；二是随着亚洲地区的蓬勃发展、美国外交战略重心的东移，以及美国先前在关键时刻对其盟友穆巴拉克的抛弃，中东地区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信任美国。

　　克里此行旨在推进巴以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巴以之间的谈判僵局，以色列需要有务实的“沙龙式”政治家做出决断，才能使巴以和谈取得重大突破。巴以冲突的历史已经证明，以色列与邻国间的冲突靠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中东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阿拉伯国家丢失更多的领土，以色列的安全更加得不到保证。

　　沙龙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

　　日前，笔者在与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讨论以色列问题时，吴特使说，作为中东问题特使，他在2013年里5次出访中东，而美国国务卿克里却11次访问中东，中国作为推动巴以和谈的重要大国，在2014年会加强对巴以双方做促和劝谈工作。以色列领导人在会见他时强调，以色列各届政府在许多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但在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上，历届以色列政府立场始终一致，没有分歧。沙龙也不例外，他对发展对华关系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沙龙多次坦言，以色列对中国的友谊高度重视。

　　沙龙担任以色列总理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值得我们感激这位极具个性的、强硬的“犹太之王”。中国实现预警机“零的突破”历经艰辛，而今天中国的空警-2000预警机和机上所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就与以色列有着不解之缘。

　　1994年，中国和以色列、俄罗斯达成协议，共同研制一种战略预警机装备中国空军，该机将使用以色列“费尔康”预警机的相控阵雷达系统和俄罗斯的伊尔-76飞机机身综合构成。当时中国已经将第一架伊尔-76飞到了特拉维夫，以色列工程师也开始往飞机上安装设备。随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由于预警机的战略地位，美国强行介入干预，这笔交易最终在美国压力下告吹。

　　所谓“费尔康事件”，即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迫使以色列撕毁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雷达的合同，这让中以关系陷入低潮。在此事件中沙龙的角色颇为尴尬，前总理巴拉克中止了合同，而正是随后接替巴拉克担任总理的沙龙正式给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信，对无法履行合同表达歉意，同时在退还中国1.9亿美元前期费用之外，再赔偿中国1.6亿美元，共计3.5亿美元巨款。另外，与沙龙关系密切的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公开表达对美国的不满，说美国的施压是个“错误”。

　　1997年，沙龙曾以国家基础设施部部长的身份到访中国，这是他惟一一次访华。访问期间他考察了北京通州区中以示范农场，里面汇集了以色列各种农牧业科技成果。据说在通往农场的路上，沙龙遇到了中国农民，他饶有兴致地和农民们一起打麦子，并说自己也是农民。但此后沙龙始终没能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更没能亲眼见到这个早已颇具规模的中以合作硕果。

　　2007年，即沙龙中风昏迷一年后，他的接班人、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华，奥尔默特特别安排考察中以示范农场。在北京一月寒冷的冬季，奥尔默特也做了一回“农民”，亲自挤牛奶，似乎在以这种方式为沙龙“还愿”。

　　沙龙在2004年曾经有过一次访华机会。当年12月，主管外交的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访问以色列，这是2000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色列之后近5年来到访该国的中国最高级别官员。唐家璇访问以色列，实际上表明中以关系已经走出了那段低潮期。

　　在和沙龙的会晤中，唐家璇代表中国领导人正式邀请沙龙访华。沙龙的态度可以从他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中看出端倪。他说：“第一次甚至第二次表示拒绝都是惯常的外交举动，但我当场就接受了访华邀请。”

　　然而，由于沙龙此后专注于中东和谈，并忙于处理2005年单方面下令以军撤出加沙地区后产生的一系列后果，访华之行始终没有实现。2006年沙龙中风后一病不起，访华更是无从谈起。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委员唐家璇还专门向以色列发慰问电，对沙龙生病表达望其早日康复的祝愿。中国领导人以此种方式展示了对这位颇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沙龙的友好情意。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