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已由消极转向积极，其政策不仅明显具有合作与竞争的两面性，且合作和竞争都在不断强化，即不仅“两面下注”，而且“两面加注”。把握当前日本的“一带一路”应对政策，既要关注其“为什么（转向）合作”，也要关注其“为什么（加强）竞争”。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的基本动力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转向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短期需要”，以及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以“预留行动空间”的需求。日本当前的“一带一路”应对政策，与中日关系的总体态势以及中日美三边互动直接相关。日本转向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固然不排除通过合作分享红利的长期考虑，但还是以满足眼下的政治乃至战略目标为优先。为实现政治需求，以“一带一路”为“杠杆”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至少取得某些“短期成果”），并借此应对美国地区战略的不确定性，为自己“预留行动空间”，成为日本对“一带一路”转向合作的基本动力。

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将日中合作推进“一带一路”作为拉近两国距离的主要抓手。日本认为，相比“高政治”议题，“低政治”领域的经济合作更容易“短期见效”，而且支持中国领导人亲力亲为推动的这一倡议，有利于迅速强化日中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日本之所以急于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是安倍欲借此拉升国内支持率，特别是在2017年因政治丑闻导致政权支持率创下新低，期望推进修宪等敏感政治议题的背景下，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是希望借此与中方进行“利益交易”，比如在朝核问题上协调立场、利用日中经济合作提振国内经济等。从日本角度看，即使无法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易”，通过合作姿态争取日中关系改善这一“现实可见的成果”（比如中日领导人会见），对于日本而言有益无害，特别是在日本国内持续要求安倍改善与邻国关系的情况下。日本舆情人士指出，当前评价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能否管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将战略互惠关系具体化”。一般来说，在国内对外交议题有特定关注点的背景下，领导人可能通过国际合作来避免国内政治出问题，从而有利于选举并争取特定利益集团的支持。安倍正是遵循了这一普遍逻辑。

在美国因素方面，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包括退出TPP）显然影响了日本的对策，但日本倾向于与中国合作的行为并非针对此事做出的单纯“战术调整”，而是在评估特朗普整体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后进行的更高层次的“战略调整”。日本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国内政治主导外交”倾向将加剧，意识形态情绪和党派团体利益随时可能左右外交决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难以避免，且可能继续增长。在此情况下，日本需要预留“行动空间”，包括与日美共同的战略对手——中国缓和关系，以避免美国政策突变时陷入被动，为日本增加选择。日本已意识到，美国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评估仍较消极，如美方人士指出，中美间的战略协调并不稳定，“白宫正日益透过（战略竞争的）棱镜来看待‘一带一路’”。但只要中美不爆发公开对抗，日本仍计划借“一带一路”拉近与中国的距离，并借助中日关系制约美国，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强化自身立场。也有日本战略学者谈到，考虑到中美在亚太（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势必强化，“（日本）为了确保行动自由，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是必要的”。

（二）日本对“一带一路”采取“有限度对接”的原因

日本在“一带一路”合作中设置各种条件和限制，是外交博弈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也反映出中日合作欠缺必要互信情境的现实。日本将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不仅看作一项经济合作议程，而且看作一项推动日本外交的“政治交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尽可能设法增强自己的策略弹性，扩大回旋余地，设置各种条件、限制，尤其注重在合作框架内坚持自主原则和自我利益主张。日本这一行为模式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理性选择”与中日关系当前所处的“情境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从认知角度出发，一国对合作或竞争行为的选择受制于“情境环境”，即相关国家究竟处于冲突性情境还是合作性情境中。长期的冲突情境（持续对抗）将抑制当事方的合作倾向，使其更趋于怀疑对方的合作动机，并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以争取利益的倾向。只有相关国家脱离冲突性情境，才会逐步放弃这些对抗性认知，进而降低为合作所设置的前提和障碍。

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从冲突性情境到合作性情境之间的过渡阶段，作为合作倡议响应者的日本在合作倾向上的相对保守，反映出其对中方的信任缺失。正如有欧美学者指出的，日本目前的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风险管理”的特征。比起可能产生的合作前景和共同收益，日本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和确保“出口”，高度关注日本单方面相对收益，尤其担忧在合作中丧失主动性的问题。

基于以上背景，日本坚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与中国“有限度合作”。首先，日本有意保持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暧昧态度，在继续以合作姿态影响中方的同时，确保日本的“行动自由”，随时根据形势推进或退出合作。其次，面对中国加强合作的倡议，日本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谨慎地设定合作限度，使得日本的合作提议能够发挥最大的筹码效用。日方认为，中国对日本“具有优势意识”而且倾向于强硬施压，如果日本明确表示合作并迅速落实，则中国会进而向日本施压，迫使日本做出更多让步，因此日本应留出策略空间，采取“切香肠的方式”，将每一步合作举措都作为筹码加以应用。再次，日本试图通过在合作中主张自己原则，包括以自己的地区战略主张“融合”中方政策，限制中国的行动。正如一些外部观察者指出的，日本有“主动而精巧的设计”，打算“以谨慎而警觉的方式逐步影响中国的行为方式，甚至改变其策略”，使其尽可能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三）日本强化对“一带一路”的“多角度对冲”的主要动力

日本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其主要动力来自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目标，及在国际秩序变动期争取主导权的强烈意识。日本在转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了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显然，这一趋势受到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中长期目标的牵引。特别是在中日权力转移加速的情况下，日本抢抓“机会窗口”的紧迫感增强，而2017年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际秩序重组变革加快的趋势更强化了日本的紧迫感。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处于相对衰落的一方对他国的影响与主导能力下降，同时出现机会窗口（脆弱性窗口），对其意味着攻击（或压制）对手的机会正在减弱，以及日益增长的、面对对方压力的脆弱性。机会窗口的存在，使相对衰落的国家倾向于在权力转移完成前动员力量，开展针对崛起国家的竞争（极端情况下为战争），以避免在处于弱势情况下谈判。在和平前提下，衰落国家抢抓“机会窗口”的策略形式体现为战略竞争。这一假定的前提是相对衰落一方仍有较强意愿维持优势地位，而日本正是如此。

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战略定位、走向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当前日本战略观察者的中心论点是：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定位因其国家实力的增长而获得坚实后盾，已成为世界大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战略正趋向主动，在改变现有秩序格局、挑战美国霸权方面，中国不仅逐步具备能力，而且意志强硬。在地区层面，中国正争取、扩大对日本的力量优势，加速中日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体现为中国影响区域乃至全球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同步增强，以及试图排斥日本（及美国）的安排与影响。提出并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这一倾向的证明。而且，进入2017年，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动荡期，原因是过去主导该秩序的欧美各国“内部崩溃”，包括特朗普政策的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因素，西欧各国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反移民（难民）倾向，以及国际贸易体制面临冲击、欧盟一体化陷入困局等。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出面“成为新全球化运动的领导者”，寻求填补力量空白并争取秩序、规则的主导权。在日本看来，传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动摇对日本而言，既是“生存环境变化”的挑战，也是提升国际角色的机遇。日中之间势必围绕地区乃至国际秩序、规则的，主导权展开新一轮的深层竞争，而现在的秩序变革期对日本正是“关键时间”。

日本战略学者认为，与抢抓机会窗口，争夺秩序、规则的主导权相关，尽管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日本相对中国处于“总体劣势”，但在特定方面，通过运用特定策略仍可以与中国抗衡甚至占据优势。作为既存秩序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日本无法通过硬实力强行塑造国际环境或新秩序，但在利用软实力稳定和引领现有秩序和规则方面，日本似乎比中国更容易得到认可与支持。一方面，针对“一带一路”，日本在“不能打败它”的前提下选择了“加入它”，试图发挥日本参与国际体制的经验优势，在影响“一带一路”方向的同时，利用该倡议的关系网络参与国际秩序建构；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之外，日本更主动地参与各种多边机制，致力于推广更利于发挥日本技术体制传统优势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和“高标准贸易体制”，以及基于所谓“普遍价值观”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地区秩序观念，通过多种形式，在制度、法律及舆论方面对中国实施“软制衡”和“消耗战”，增加中国战略实施的成本。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本仍将运用以上类型的“巧实力”，抓住中日权力转移过程中日本仍能发挥制衡力的机会窗口展开行动。

（四）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复杂态度及其对合作前景的影响

日本国内支持与反对“一带一路”的力量与观念并存，其复杂态势将影响日本今后对“一带一路”的应对。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一般而言，政府主导对外政策中的合作进程，但在政府之外，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仍可影响国家的合作或竞争行为。其中，从合作中可望得利的利益集团除通过民主体制影响选举外，在国内信息不完全的状况下，还作为信息提供者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对政府的选择产生影响。在日本，经济界被认为是推动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力量，但无论经济界内部还是经济界之外，质疑乃至反对“一带一路”的声音依然不少。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内基础”并不稳定，抵触、反对合作的力量和意识仍会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前，在日本经济界内部，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与合作意愿正在上升，民间经济团体及研究机构成为“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主力，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对官方政策产生了影响。有日本经济界人士称，一些日企基于企业利益“保持独立的商业逻辑”，相比政府的僵硬态度更为灵活。但总体上，日本企业现阶段参与“一带一路”的行动还是受制于官方，“在政府所制定的方针下推进”，政府的鼓励措施实施与否，对企业的参与意愿有较大影响。根据作者2017年7月10日对三菱商事东亚地区总裁平井康光和东京财团研究员关山健的采访。业务领域不同的日企，对“一带一路”的参与热情有很大差别。一些企业对潜在投资风险仍有较大担忧，不少日企明确表示，担心因中国主导合作倡议，而使日本公司在与中国公司竞争时遭遇“不公平对待”。有日方人士指出，一些日企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合作，与其说是看中参与“一带一路”的收益前景，不如说是为了确保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市场份额。

需要看到，即使目前中日关系有所恢复，由于此前中日长期对立导致民间感情恶化，加上近年日本官方及主流媒体对中国持续性的负面宣传、报道，大多数日本民众对通过发展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重建日中关系乃至“战略互惠”并不乐观。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也在发展，但民众对“一带一路”客观认知渠道有限，且易受到官方舆论方向的影响。目前，一方面，日本民间对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可能获得的直接经济收益（联合投资、共享商业情报等）及间接经济收益（改善对象国贸易环境、推动内需增长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日本民间进一步加深了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性印象”，从日中战略竞争的出发点理解“一带一路”。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中方有意识的国家战略行动，且有扩展成“全球性战略”的趋势。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满足自身战略利益两个目标上，中国会倾向于后者。中国推动的规则、标准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不利于日本，中国也可能在区域合作中排斥、压制日本。这也反映出，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认识的发展，有着自身认知的“主观图式”，并非都支持日中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卢昊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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