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高棣民（Thomas B. Gold）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

“大概没有人会料想到，当今会有如此大规模数量的中国人去往海外，学习、工作、经商投资。在伯克利，几乎每一天都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参观校园。他们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因为对于外界的好奇心和自身的财富，四处旅行，探索外部世界。”

初夏的伯克利阳光明媚，高棣民（Thomas B. Gold）眼带笑意地说着他的观察：“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我行我素，也爱国；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想法，也有掌控力；他们也许有另一半，正在考虑是否要生儿育女。比起过去，中国年轻人的世界有了巨大的变化，同样的，外部世界对于他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高棣民（Thomas B. Gol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自1981年起在此执教。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第一批公派留华学生。他也曾经作为美国国务院翻译，在中美建交前后，见证过多个中美历史性场合。过去40年来，他因学术研究和工作频繁往返中国。中国是他毕生研究的课题。

他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变化：“当然，一方面， 中国的各大城市发展得更为现代化，一切都更为便利，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但另一方面，更让我震撼的，也是对于我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来说很有趣的方面，是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转变。”

高棣民在上海留学时结交了不少朋友。“当时，我在复旦的朋友对个人生活的掌控非常有限，而现在的中国人有大量的选择空间。这是中国发生的一个巨变。而我认为这一点对于很多在海外的人来说，他们是意识不到的。”他说，“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个体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高棣民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为个体带来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反映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也反映在他个人的经历当中。走进他在伯克利的办公室，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地方，堆满了各类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研究中国的，还有不少是他从中国带回来的中文书。一张黑白照片立在书架上——照片里的青年穿戴整齐，手里捧着一本书、握着一支笔，朝着镜头微笑，背景是40年前的上海外滩——这是高棣民1979年初到复旦留学时，在上海浦江摄影社拍的。

图为高棣民在上海留学时拍的照片。

高棣民向记者展示照片。照片中为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访美，高棣民（右一）为基辛格（左一）做翻译。

初访中国：“当时美国人要去中国是一件困难的事”

1974年起，高棣民为访美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1974年有一个武术代表团访美，”他向记者展示另一张黑白照片，“这是在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拍的，我当时在为基辛格做翻译。”照片里还有一位中国小男孩，是11岁的李连杰。

高棣民后来陆续为很多其他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他们当中有政府官员、表演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也因此认识了很多中国人。而高棣民第一次去中国是1975年，随美中人民友好协会访华。“在当时，美国人要去中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用高棣民的话来说，1978年12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二是中美发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根据公报，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当时，高棣民入选美国第一批赴华公派留学生。“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抵达上海。那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所以我很碰巧地在一个极佳的时机去到中国，”他说，“我们当时没有预料到这两件事的发生，这对我们而言完全是一个惊喜。它们塑造了我们在中国的经历。”

中美官方教育交流的开始源自于一通电话。中美建交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凌晨三点被一通来自中国的电话叫醒，电话那头正是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他问：“卡特先生，我能不能派5000名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中美民间外交自此开启。而复旦大学正是第一批参与中美交流的学校之一。

“复旦是我的‘基地’。在复旦之外，我也四处结交朋友，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当时，中国的很多地区尚未向外国人开放。作为一位外国人，高棣民在中国旅行需要开具证明、手续复杂，但他还是尽可能地去了他所能去到的地方，深入中国社会，与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交谈。“当时，很多中国民众都在思考，改革开放对于他们的事业、教育、家庭和人生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中美建交初期，高棣民在中国留学时拍摄的照片。

改革开放初期，高棣民在中国留学时拍摄的照片。

谈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三言两语可描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加大力度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加强对外交流。

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山东省邹平县则是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学术调查点。自1985年起，先后有87位美国学者到邹平进行连续性、蹲点式社会研究，并陆续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书籍。高棣民是当中首批前往邹平开展研究的。

“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中国让人完全无法辨认。”高棣民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负责美中大学间的中文教学项目，每年数次往返于中美之间，确保项目的顺利进展，也因此见证了中国多年来的发展和变化。他说，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邓小平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通过试验性举措，总结经验、肯定或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乐意采取试验，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好的事。”高棣民说，“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建设，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高棣民也提出了他的忧虑。他在思考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还有多大、当下的经济活力还能保持多久。

当被问到，应当如何向对中国改革开放一无所知的人介绍这一政策时，高棣民是这么说的：“你也许对中国有所听闻，但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惊喜。你大概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无论你对此有着怎样的印象，做好心理准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描述的。你会惊讶于中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同样你也会惊讶于中国人生活水准、生活质量的提高。”

高棣民也谈及对外开放。“从外交上来说 中国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我是一位研究中国的美国人，所以当然我会常常对这一方面进行思考。”他说，“越来越多来自各个层面的人，从国家层面，到各州、再到地方政府，他们意识到若要从事国际事务，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你必须听取中国人的意见。你不能告诉中国人要怎么做，然后期待他们言听计从。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上发出声音，这是中国应得的一席之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已意识到这一点。世界已经被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制衡也已不同。中国的立场、中国的事务、中国的愿景应当受到重视。”

高棣民（一排左三）在中国留学时与中国民众合影。

与中国结缘：“刚开始是一个意外”

专访中，高棣民时常会用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比如“关系”、“个体户”、“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时候，他总是习惯用中文表述，以确保语言的精准度。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发展中的中国以及她所经历的变迁、在历史特殊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无疑为高棣民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课题和研究素材。但用高棣民的话来说，他最初与中国结缘却并不在计划之中。

1960年代，高棣民在大学里上了一门关于亚洲历史的课程，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教授在1930年代旅居中国，并在二战时期又回到中国，四处旅行。在学校里，高棣民听这位教授讲述中国，并深深为之着迷。

他所在的欧柏林学院是美国少数教授中文课程的大学之一，但学习中文在当时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我想学中文，但没有人学过中文。我就跟同学打赌，一起上这门课，”他说起这段往事，并没有克制神情中的眉飞色舞，“从此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

在此之后的数年内，随着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接触、日渐深入的了解，高棣民越发意识到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兴趣及热爱，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经历和故事。

“刚开始是一个意外，我非常幸运。”高棣民笑言，“朋友说我很有远见，问我怎么在当时就能预料到中国会在未来变得如此重要。这只是运气，一切都不在计划之中。”

还有不到一个星期，高棣民就要退休了。他说，退休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想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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