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发言 林昶摄影

人民网北京6月3日电 （贾文婷、温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政治优势学科项目组、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等主办的《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发布会暨日本政治外交形势研讨会1日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就《新时代中国对日外交实践》发表主旨演讲。

杨伯江指出，如何界定“新时代中国外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所谓“新时代”是指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包括中国对日外交有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国际战略或者战略思想以及外交实践的变化有三个维度来把握：第一，它是基于国际形势以及两国各自情况的巨大变化。第二，基于对时代潮流和所处的时代特征的深刻认知。第三，它体现了中国国际战略和中国外交整体的发展与进化。

杨伯江认为，从2012年至今，过去6年来中国对日外交实践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主动进取，积极作为。与此前的外交、国际战略相比，中国无论在秩序构建还是全球治理上，是在建设性参与。建设性参与之前，首先需要姿态，就是主动参与、主动引领，而且强调顶层设计。这些主动建设性参与、顶层设计当中都贯穿着新思想和新理念。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再比如“一带一路”其中讲了“五通”，与国际上多边或者双边的合作模式相比，至少有“三通”具有开拓性、创新性。

第二，坚持原则，捍卫利益。对照中日四个文件和四点共识，我这里想强调主要问题中的两点：一是历史问题，二是海上维权。海上维权涉及海上领土争端，我们注意到，十八大以后，我们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更多采取的是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型方式。把在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斗争、对日外交举措与自身的法制化建设、制度化建设密切结合。比如关于历史问题在2014年2月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两个纪念日，一个是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及12月13号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再比如海上领土争端，我们也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和措施，根据2017年国家海洋局网站上的披露出来数据，我们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是28次。过去6年基本大概是30次上下，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坚定、稳定的维权态势。

第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个“以我为主”非常重要。我认为“以我为主”反映了中国的大国姿态、大国思维，我们开始走出过去应对型的思维。

第四，深化合作，追求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国际战略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来看，合作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导向，也是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总体导向。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中日关系已过不惑，在走向知天命。我理解天命是这样的意思是潮流、规律、大势。这样一种时代潮流和时代背景，特别是中日自身、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根本利益需求，要求必须朝着合作共赢为核心的理性友好、稳定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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