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春风拂面，又是中国的“两会”时节。三月，正是播种希望的时节。对于每一个关心中日关系发展的人士，三月份亦是期盼中日关系能够真正走向复苏改善的良性发展之途的美好时节。

近期，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值得关注的向好迹象，日方政要接连释放出了一些缓和中日关系的良好信号，应该说这是不错的苗头，值得肯定。2018年，对于中日关系来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中日关系如能迎来转机，将是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最好的纪念。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记者提问时指出，中日关系出现“时好时坏”，根子在于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反反复复，在于部分日本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这个狭隘的思维；试图忘记过去、不敢正视历史的国家是难以获得尊重的，一心想把邻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国家也是注定找不到未来的；只要能真正做到老一辈政治家倡导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真正以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中日关系就一定能跳出这个“时好时坏”的怪圈。

毋庸置疑，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僵局、无法尽快实现转圜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以及在涉及中国民族感情的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挑衅。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历来是检验日方是否能真正认识过去与是否能真正做到反省历史的试金石。如果日方在这两个大是大非的高度敏感的问题上做文章、搞“小动作”，那么中日关系就难以顺利得到发展，即使是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如若日方置若罔闻又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上做出令中国人民难以忍受的出格言行，那无异于是给中日关系“泼冷水”，只能给两国关系带来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使中日关系真正走向一条向好的坦途呢？

首先，日方应该明白，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不是可以“轻描淡写”的小事情，更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日方应该知晓，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就是中日关系的“红线”，就是中日关系的“高压线”。日方应做到，对待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要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心中时刻牢记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不得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上“越雷池一步”。如果日方不惜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上越轨，那么必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次，日方应能转换思维，摒弃过时的冷战式思维。在当今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仍旧抱持过时的冷战式思维——结盟对峙、阵营主义、视别国正常的发展为威胁与挑战、绝对安全等，只会使自己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抑或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正是在过时的冷战式思维指导下，中国所有的合法、合理与合情的发展与进步都被日方视作是一种威胁与挑战，乃至内心愈加焦虑，甚至不能容忍，所以就要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另外还要继续拉帮结伙、妄图拉拢更多的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一起围堵与遏制中国的发展。试想，在这种浓厚冷战式思维笼罩下的日本政坛，沉浸在冷战式思维之泥淖而不能自拔的日本政要，又何谈能冷静、客观与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发展与壮大呢？又何谈能真心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呢？

再次，日方应把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当作是长远与战略之举，而不能视中日关系为“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工具。如果日方政要认为，与中国发展关系只是维护与延长国内执政需要的一种手段，抑或是与中国发展关系，只是日本整体外交的一个“小插曲”、乃至是日美同盟的“帮衬”，那么按照这种方式发展的中日关系，即使发展了，亦不过是“昙花一现”式的虚假繁荣。如果日方政要认为，与中国深化关系是日本外交的战略之举，是从长远、宏观乃至为中日未来子孙后代的利益着想，并且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不受其他外来与本国任何因素的干扰，那么按照这种方式发展的中日关系，假以时日，肯定会得到长足与稳定的进步与提升。

最后，“解铃还须系铃人”，造成中日关系之僵局的“果”，仍须日方去找其中之“因”。这个“因”在哪里？“因”在日方的偏见、短视与“实用主义”的病态心理。正是对中国抱有偏见，才有了“中国是新的霸权威胁”的无端不安；正是对中国的短视，才有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可有可无”的外交徘徊；正是“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作祟，才有了“用时就与之发展关系，无用时就远离之”的外交怪圈。什么时候，日方彻底抛弃了那些偏见、短视与“实用主义”的畸形心态，什么时候，中日关系就可以走上“不忘初心、珍惜时光、开启未来”的和平友好之坦途。（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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