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经常有人感叹，近年各国难以选出卓越领导人。一些人在当选国家领导人之前就饱受争议，当选之后又没有像样政绩。这背后与欧洲政党格局变化有关。

　　近年来，欧洲国家政党格局发生很大变化。战后长期执政的中左、中右政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新成立的一些政党力量明显增长。比如，意大利2009年成立的“五星运动”和西班牙2014年成立的“我们能”这样的新政党，均已成为该国议会中的几大政党之一。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样的右翼民粹政党也对主流政党产生不小冲击。此外，一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在一些国家已上台执政，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反对力量。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壮大，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在阶级矛盾、族群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非传统的政党力量通过选举或其他政治渠道，已经对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影响。

　　原本二战后多数欧洲国家形成了中左、中右两大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钟摆政治”格局。两类政党各有自己的支持者，在竞选中争夺的重点是位于中间的摇摆选民。随着欧洲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加，中间选民对谁能上台执政的影响越来越大。为迎合这部分选民，欧洲中左和中右政党在竞选和执政过程中，普遍采取中间化策略，这导致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这本来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时间长了，这种模式逐渐僵化，失去变革的动力，结果使选民出现政治冷漠和政治偏激并存的情况。

　　由于执政党之间的政策趋同，很多选民认为谁上台都一样，对投票逐渐失去兴趣，造成欧洲国家各种选举的投票率持续下降。在选民政治热情相对较高的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率为77%，相比2012年下降2.5%，比2007年下降6.7%。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投票率为76.2％，虽高于2013年大选时的71.5％，但仍低于同年法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与法德相比，英国的投票率更低。2015年，英国大选的投票率仅为66%。18至24岁英国青年选民的投票率近十几年来更是一直徘徊在40%左右。即使是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英国选民的参与率也不过72%，表现出选民参政热情的低下。

　　另一方面，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欧洲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主要执政党采取一些措施以增强经济活力，比如削减公共开支、放松劳动市场管制、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等。但这些改革并没有给中低收入选民带来实际利益，他们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与此同时，难民问题开始困扰欧洲，欧洲国家族群矛盾日益尖锐。受历史传统和现实体制多重制约，传统的主流政党不敢公开对外来移民采取严厉限制性措施。这引发很多选民的不满，为民粹政党在欧洲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

　　从政党自身来看，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比传统政党采取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促进政治参与、组织政治行动，其行为模式与传统政党有很大不同。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就否认自己是政党，声称没有资金、组织、意识形态、办公地点，主要靠创始人喜剧明星格里洛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支持者投票。“五星运动”的宗旨包括水资源公共化、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发展、免费上网和环保主义等，同时具有反欧洲一体化和反移民色彩，对中下层选民尤其是青年人有很大煽动性。从这一点来看，欧洲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壮大是欧洲民众对国家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现。

　　欧洲政党格局的变化给欧洲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这其中就包括很难产生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主流政党连顺利上台执政都变得更加困难。比如，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中，联盟党虽保住议会第一大党位置，但得票率大为下降，组阁遭遇困难。不久前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才就组成大联合政府达成初步共识，为破解持续3个多月的组阁僵局带来希望。其他国家主流政党也同样受到激进力量的冲击，人们期盼产生一个执行力强、内部更为统一的政府，而实现这一点的难度却在加大。

　　在僵化的选举体制下，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们变得更为保守。因为怕流失选民，少有政治家敢于执行鲜明、坚定的政策主张。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说，每个欧洲领导人都知道应该如何改革，但是谁也不知道改革之后如何再次上台。对欧洲主要执政党来说，靠“中庸政策”上台实属无奈之举。现在，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的一些主张强化着人们反开放、反一体化的倾向，迫使主要执政党更加谨小慎微。

　　欧洲政党政治的这一状况，对内制约着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对外限制着国家采取开放政策，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欧洲传统政党与新兴政党将何去何从，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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