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探讨以叙利亚问题为中心的中东局势的新变化；二是“一带一路”与中东的关系。研讨会由中国中东学会、中国一以色列学术交流促进会、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

在专题研讨阶段，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黄民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李伟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王宇洁，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薛庆国先后主持了相关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李伟建表示，对中东形势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在该地区的推进至关重要。今天的中东局势依然是在中东变局和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两大因素影响下盘整，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一些国家因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而不得不修正自己的内外政策；叙利亚内战各方已将重点从战场上的冲突转向谈判桌上博弈。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东依然有许多不稳定因素，但总体上中东正在呈现“由乱到治”的迹象。

李伟建认为，“ 一带一路”在中东的推进，准确的话语构建尤为重要。一要打破对中东问题看法上的思维定势，话语重点要从强调“冲突和矛盾”逐步向突出“治理和发展”转换。二要摆脱西方将发展与安全问题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确立“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的中国话语。三要将“一带一路”提升到中国提供发展思路的高度来解读。最后，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和理念要与“一带一路”在中东的话语同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田文林指出，当前中东地区正面临多个危机。首先是政治治理危机。其次是地区秩序危机。中东剧变打破了地区脆弱的权力格局，短期难以恢复平衡。第三是体系危机。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动荡以及“伊斯兰国”兴起，使中东运行上百年的主权体系面临危机。最后，国际治理危机。美国式治理中东模式基本失败，寻找替代性模式势在必行。

至于叙利亚为何会发生动乱并持续至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黄民兴认为，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叙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社会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叙利亚是一次大战后法国委任统治下形成的政治实体，其社会在民族、宗教、阶级和地区方面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第二，叙利亚受到持续的外来干预。20世纪初以来，法国、美国、埃及和苏联都曾经对叙利亚施加过重大影响。第三，叙利亚主导的社会集团从传统的逊尼派演变成以阿拉维派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传统的主导集团是逊尼派的地主、商人，但法国扶持少数族群以打压民族主义的逊尼派。由此阿拉维派的势力得到明显扩大，尤其是在军队之中。第四，从不稳定的政治发展到稳定的一党政治。传统的逊尼派政治依赖领袖、家族，相互间矛盾尖锐，政治不稳定。复兴党通过与下层军官发展关系，最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稳定的复兴党一党政治。但阿萨德政权依赖少数族群，起源于军队的特点决定了它难以对反对派的要求做出让步。这些都是当前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困境的根源所在。

中东剧变发生后，中东地区库尔德人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表示，自中东爆发动荡以来，这场剧变没有演变为“阿拉伯之春”，而似乎正演变成为“库尔德之春”。在地区范围内，地区动荡和地缘政治秩序大调整为库尔德人提供了新的空间，库尔德人的生存处境和地区地位发生了很大改善、提高。库尔德人作为抗击“伊斯兰国”的主力为世人所瞩目。在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身份第一次获得承认，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和武装，在“库区”建立了事实上的自治。伊拉克进一步分裂，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进一步巩固，外部援助增多。土耳其库尔德人近年来生存处境进一步改善，尤其是语言文化教育权利，库尔德人政党进入议会，并成为第三大党。当前库尔德人正成为新中东塑造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库尔德人在地区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库尔德人正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库尔德人要实现独立建国困难重重。即使最有可能独立建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也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谈及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外交参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介绍了中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及其特色，并且将其与西方进行了比较。他说，中国主张对话和谈判，而西方强调军事和武力解决；中国强调“民生优先”，而西方强调“民主优先”；中国重视“协商式解决”，而西方强调“强制性解决”；中国重视“渐进性”方案，而西方强调“激进式”方案。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薛庆国认为，在西方国家在中东实行“铁与火的逻辑”已告失败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是“丝绸的逻辑”，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强调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思想。这一倡议有可能为解决中东冲突的难题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它带来的发展机遇，终将造福于中东地区人民，为根除贫困、消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做出贡献。我们要顺应沿线各国人民的期待，把“一带一路”绿色之路、文明之路、和谐之路。同时，在国内治理时也应该弘扬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

关于低油价情形下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崔守军表示，当前中国对进口石油的对外依赖不断加深，海湾国家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目前，中国原油进口量的1/3来自于海湾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策的“西向”战略与海湾国家的“东顾”意向相向而行，战略契合为中国与海湾国家能源关系的持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阿合作论坛和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是中国与海湾国家经济和能源合作的两大驱动机制。按照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油价将在低位保持运行，到2020年有可能回调到每桶80美元。对沙特阿拉伯来说，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相对丰沛，两者相加的总量大概是其GDP的两倍，在5年内维系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难度不大。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有16年沙特都存在财政预算赤字，但都能全身而退。海湾国家人口总数并不多，石油生产成本又相对低廉，具有一定的低油价抵御能力。从实证和历史角度看，在国内层面，石油收入的减少让产油国国内各阶层和利益集团更加团结，以共渡难关。从国际层面看，20世纪80年代的低油价周期中，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沙特与伊朗、苏联等主要产油国能源政策互动频繁，能够就产量削减达成共识。从对比角度看，海湾国家的经济指标均好于安哥拉、委内瑞拉、巴西等非洲和拉美国家。因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海湾国家仍是中国可靠的能源战略合作伙伴。

（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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