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法友谊在求同存异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总统，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洞察国际形势，准确地把握了国际时局的大方向。他们毅然决定，让中法两国走到一起，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了与新中国第一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时值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在欧洲和全球展开激烈争霸，双方势力此消彼长。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将在地缘上靠近华约组织的法国、德国作为对抗华约的前哨阵地，而令肯尼迪总统意想不到的是，代表自由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法国推行了“戴高乐主义”，与美国分庭抗礼；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置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于不顾，而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奉行不结盟运动，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修正主义，直接导致了苏中同盟关系的破裂。

在此背景之下，中法建交，被称为国际“外交的核爆炸”。对中国而言，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上孤立的企图；对法国来说，争取到了东方世界里一社会主义大国的支持，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中法的建交成为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冲击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道亮丽的风景。

往中法建交前回顾历史，中法两国，一东一西，二战时期，都曾遭受过法西斯铁蹄的肆意践踏，同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也同样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西方，经过贡比涅之辱，法国北部的全部国土被德国法西斯侵占，南部的贝当政府屈膝投降，但是，法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反抗，戴高乐将军在英国成立了“自由法国”政府，代表法兰西人民的意愿，坚持同法西斯抗争到底，终于在盟军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土失地，解放了被希特勒奴役的法国人民；在东方，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大片国土都被日本法西斯占领，蒋介石政府迁都重庆，汪精卫投降日本，日寇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的暴行和表面的强大所吓倒，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往中法建交后回顾历史，中法两国，代表着不同的发展程度，却可以很好地实现安全、科技、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的合作，不仅如此，还大大地推进了中欧合作和南北合作的进程。法国，代表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国家，在科技、工业、服务业、农业、教育以及医疗文卫事业领域，技术都相当先进，体制机制相当完善；中国，代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很不平衡，在各大产业以及科教文卫事业的技术力量不够雄厚，运作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两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合作，正好可以实现劳动力要素与资金要素的合理配置，实施各自国家的比较优势战略，实现互利共赢，使得这样的合作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

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东西半球，不同的发展程度，却有着近似的历史背景和类似的对国际事务的担当和责任。在历史背景方面：中法两国，二战时期，同为受侵略的对象而顽强抗争至取得最后胜利；冷战时期，同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出过有力回应而不唯超级大国马首是瞻；二十一世纪，同为推动中欧合作和南北合作进程而开展安全、科技、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互利共赢的合作。在对于国际事务的担当和责任方面：中法两国，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同为少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两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当中，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都积极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国的核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于发挥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这与中国的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思想如出一辙。其思想渊源，都是中国《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讲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法关系的历史表明：维护国际关系，重在求同存异。“求同存异”作为中国的外交主张，亦为聪明的外交智慧——必须首先认识到“异”的必然存在，但是也要特别强调“同”为我们之共求。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节点，中法两国，只有不忘记历史，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性，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加强科技领域的合作，加强经济和文化联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共同处理全球性环境问题，摈弃分歧，继往开来，才能在求同存异的历史长河中使得中法友谊源远流长，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