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狂魔到和平信徒——新中国改造45名日本战犯的背后

　　 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６日电（记者吴小军、崔清新、徐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超过３５００万人。新中国成立后，接管和关押日本侵华战犯１１０９名。１９５６年，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４５名战犯分别判处８至２０年有期徒刑外，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然而新中国政府以博大胸怀“感化”了这批侵华战犯，荡涤其灵魂、重赋其新生，使他们“转身”成为高举“反战、和平”旗帜、推进中日友好关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铭记历史是为了警示未来，宽恕罪行是因为珍视和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９周年之际，重温把“鬼”变人的这一课，无疑会让人们对日本右翼竭力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提高警惕，对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光倍加珍惜。

　　 罄竹难书——在军国主义阴影下令人发指的暴行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因此后来我接到‘在林县内有１００名以上的中国人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也很多’的报告”。之后，又在长路县某村“将该村约３００户的房屋烧毁，并将该村的６６０名中国农民以极野蛮的办法虐杀了，即枪杀、刺杀、烧杀等极惨暴的方法”——这是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的亲笔供述；

　　 １９４１年９月上旬，配属在中队的军医中尉河原信二，提出对俘虏１名进行活人解剖，“于是就允许他解剖。……首先把咽喉割开，不叫出声，施行盲肠手术后，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肠子，又把肠子割开缝合起来后，就那样搁在医务室，看经过的情况。第３天１４时许，又施行隔断关节手术后，抬到中队兵营院子里，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还活着的俘虏头部，尸体埋在当场”——这是日本战犯菊地修一的亲笔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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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这样计算，即便是把这一千多名战犯的罪行简单汇总，也足以让人瞠目：被他们直接杀害的中国平民和被俘人员有８５７０００多人，烧毁、破坏房屋７８０００多处，掠夺粮食３７００万吨，煤炭２亿多吨……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了数不胜数的惨案，诸如平顶山惨案、南京惨案、潘家峪惨案、刘店乡惨案、“四·一二”惨案、重庆大隧道惨案、北疃惨案……战争让日军变成了“杀人狂魔”，在华犯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

　　 今年７月３日到８月１６日，中央档案馆在国家档案局官网连续公布了４５名战犯的亲笔供述，仅７月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１４０多万的点击率。这不仅是正视这段历史的如山铁证，也是人们对那段历史经久难忘的明证。

　　 涤荡灵魂——用人性的关怀唤醒战犯的人性

　　 新中国成立后，初到抚顺、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还没有完全从战争的血腥中苏醒过来。

　　 而中国政府对这些战犯没有以牙还牙，而是以博大的胸怀，采取了管理和教育相结合，思想教育与人道主义待遇相结合等原则方法，对他们进行了长期、耐心、艰苦的改造。

　　 中央档案馆资料保管部调研员周玉文介绍，管理所对战犯不打骂、不侮辱；生活上按时按季发放衣裤日用品和糖果；每周洗澡一次，每月理发一次，保证肉蛋奶的供应……

　　 “这些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在押战犯，正是这种人道主义待遇，让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周玉文说。

　　 为使战犯们受到更实际的教育，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１９５６年，战犯管理所分批组织战犯先后到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９大城市参观学习。他们看到了昔日曾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和破坏的地区，如今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一路参观，一路感慨，震撼心灵。

　　 在参观南京后，战犯们在致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忏悔信中写道：“我们破坏了你们和平的乐园，在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安眠的圣地，残杀了你们３０多万亲人，掠夺了你们的财产，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野蛮暴行。”

　　 以德报怨，拷问着日本战犯沉沦已久的良知。

　　 １９５６年，４５名侵华战犯之一、曾用中国的无辜百姓和被俘人员作为刺杀活靶的藤田茂，在法庭的最后供述中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问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地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李明华介绍，１９５６年，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在对４５名战犯开庭审理时，所有战犯对法庭指认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认，没有辩解。有的战犯痛哭流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与二战后国际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时几乎无人认罪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改造日本战犯的方针策略使日本战犯恢复了人的良知，荡涤了灵魂，完成了战争狂魔到人的蜕变。

　　 悔心拳拳——为两国的和平事业奔波

　　 日本军国主义将侵华战犯变成战争机器中嗜血的魔鬼，鲜血和暴行成为他们在战争中的兴奋剂。而一旦战争结束，经过教育改造的战犯军国主义阴魂飘散，一遍遍回想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

　　 被称为“一号战犯”的铃木启久，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泪如雨下，他说：“想到那些被我毫无理由地加以杀害、并被我破坏了和平生活的人们，我的心好像就要碎裂似的难过。”

　　 李明华介绍，在战犯管理所的号召下，战犯们以自己的犯罪事实为素材，以改造悔罪为主题，创作了“南京大屠杀”“活地狱”“我们走过的路”等小说３０部，个人写作小说、诗歌、剧本、散文３３０篇，实录３３９篇。这些作品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表达了认罪悔过，重新做人的决心和态度。

　　 １９５６年６月到８月，１０００多名被免予起诉的日本名战犯开始分三批回国。被判刑的４５名战犯中，除１名在服刑期间死亡外，大都被提前释放回国。

　　 因患高血压、心脏病长期瘫痪的战犯武部六藏１９５６年获得假释。手捧假释裁定书，武部六藏老泪纵横。

　　 回到日本后，为了加强联络，释放战犯联合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其宗旨是：为了要过和平的生活，彼此互相援助，并为增进日本、中国之间的友谊以及为了和平而奋斗。

　　 １９６０年，中归联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选举提前获释回国的藤田茂为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时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帜。

　　 为架起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纽带，藤田茂多次组织中归联代表团访华。在第四次访华中，藤田茂一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１９８２年，藤田茂去世时还身穿周总理赠送给他的中山装。

　　 “这些战犯归国后，大多数成为了中日友好的推动者和捍卫者。”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张继承说：“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民以博大的胸怀和人性的力量，将他们从‘鬼’变成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