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欧洲人至今仍须讲述的故事

德国《世界报》网站5月28日发表题为《为什么1914年至今仍引起我们思考》一文，作者系荷兰历史学者黑特·马柯。文章摘编如下：

那是黄金时代，技术发展势如破竹，所有人都生活在对新成就的陶醉之中，年复一年：火车和汽车的速度令人窒息，电话的发明是一个奇迹，化学和物理简直是魔法，电灯驱散了室内的昏暗和逼仄。伦敦、柏林和巴黎等城市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人们越来越认为，在这些幸福且文明的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是不可能的。

导致所有灾难的源头

我的姑妈曾向我讲述一战爆发的消息是如何传到我祖父母位于荷兰小城斯希丹的家中的。她那时6岁。有一天突然全城钟声齐鸣，她便匆忙从学校往家跑。

在工人住宅区，一些人站在门前聊天。一名男子激动地喊道：“英国和德国开战了，我们要开始战时动员了！”所有孩子都沉默无声，没有奔跑或呼喊，就好像他们直觉感受到发生了某些完全不正确的事情。

欧洲随处都是这样的情景：沉默无声的孩子、抽泣的妇女，但同时也有很多兴高采烈的男人，他们充满当时无处不在的乐观情绪，呼喊着，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圣诞节前就能回家。

我们知道接下来所发生的。那一年没有圣诞节庆祝，也没有重返故里，他们再也没回来。那场大战毁灭了帝国，创造了各种形式和大小的新国家；它拉开了苏联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序幕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20世纪的原始灾难成为其他所有灾难的源头。

今天，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在一战爆发100周年纪念日前夕，历史学家们重新思考和阐释了战争爆发的原因：俄国无法控制其不听话的卫星国塞尔维亚；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下达了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的最后通牒；随后德国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

法国坚持与俄国的盟友关系；踌躇的英国政府明确自身立场过晚——不管是对盟友，还是对敌人；软弱的俄国沙皇在军方领导层施加的压力下第一个下令开展战时动员，随后其他国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卷入其中。

最终，几乎所有欧洲人都遭受了这一命运。最强势的国家元首和政治领袖一同胡乱参与到这场大战中来。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写到，他们是“梦游者——醒着，却什么也看不见，被噩梦困扰，却无法认识到他们即将在世界上实施的暴行的真实性”。

历史重演几率有多少

这一切会再次发生吗？最近几周人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这并非毫无理由。

乍一看，答案无疑是否定的。1914年7月发生相互碰撞的事件是如此独一无二且复杂，因此同样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此外，欧洲各国如今紧密联系的程度远胜100年前。当时，国家间爆发战争是常见现象，如今却很少发生了。但如果您问我，2014年的春天是否与1914年的春天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重新辨认出某些规律？我可能无法作出明确的否定回答。我首先会想到三件事：

首先是政治的终结。我所指的是一种政治决策进程，它已被另一种力量接管——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的优先任务、价值和考量的系统。不久前，我们在欧元危机中体验了这一点：金融市场的法则突然接管了欧洲政治，而且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忙于将幽灵重新装进瓶子里——倘若还有这种可能。

其次是在低估历史力量的同时高估当今时代和持久的进步。俄罗斯如今要成为神秘大国的梦想、欧洲民粹主义者的血腥民族主义——这些都源自19世纪，同时又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

同样的现象也是1914年闹剧的一部分：当时的制服、语言和梦想还源于18和19世纪，而技术——天然气、坦克、飞机和机关枪——已经是20世纪的产物。不仅技术，盲目的乐观主义也出自20世纪。

最后是一再围绕灾难和战争编织出的神秘主义，一种总是随处存在的神秘主义。太过频繁地主导公众讨论的荒谬的共同传说，还有被斥责为魔鬼或被奉为中世纪英雄的政治领袖。

杀死别人的人也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伤害别人的人也伤害了自己的一部分。1914年的夏天，这个阳光明媚、大有希望的夏天，标志着欧洲历史的深度断裂。20世纪前10年的乐观主义、对永久国际合作的设想、共同的欧洲文化和经济，这一切突然都成为过去。

争取和平与国际正义的伟大法国斗士让·饶勒斯就是在那几周里被暗杀的。后来德国的瓦尔特·拉特瑙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声音陷入沉寂，民族主义和复仇的呼声在几十年里决定着欧洲政治。

欧洲灯光不能再熄灭

直到1945年以后，欧洲才又亮起了灯光——但之后这片大陆又被铁幕分割了40多年。不过，我们经常忘记1914年也意味着当时欧洲秩序的终结。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后在几百年里或多或少决定着力量平衡的主权国家体系，在这个夏天以灾难性的方式失灵了。

1945年以后，欧洲记住了这个教训。上世纪50年代，欧洲人发展出了塑造国家间关系的全新形式的制度。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制度在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它是一种带有超国家机构的制度，它不希望通过武力和封闭的边界而是通过开诚布公、良好的关系、合作和说服力去创造安全。是的，的确，这就是著名的欧盟软实力。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虽然包括很多错误和缺陷。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奇迹，是的，是满目疮痍的战后欧洲的一个奇迹。

经历过那场欧洲大战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都是受过严重创伤的两三代欧洲人的孩子、孙子和重孙子。

1914年的这个夏天对我们自己的家族史、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对我们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在100年后的今天仍是如此。

“知道战争结束的兄弟，向我讲述故事吧。请一遍遍地讲述，我必将一直哭泣。”这是我的同胞莱昂·弗罗曼写的诗句。是的，我们欧洲人必须继续讲述历史故事，一再讲述。这是理解对方、重新发现对方、互相安慰和重新相互拥抱的唯一途径，是把共同的过去一劳永逸地变为共同的未来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