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新安全观”为中国解决安全困境提供思路

人民网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 杨牧）国际关系学院21日在京举行“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位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在发言人中指出，中国面临安全困境，解决得不好将走上与守成大国对抗的老路，而中国“新安全观”则致力于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

黄仁伟指出，中国最近提出两个安全观，一个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是“亚洲安全观”，简称“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是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的延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提出，时间较长。“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最近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而提出来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来的功能、结构、定位做了准备。

“新安全观”不同于传统大国的安全观

黄仁伟指出，传统大国的安全观即“美国安全观”，主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以实力决定安全。这里，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等，“你接受我就安全，你不接受我就是不安全”，这样的安全观大国已经习以为常。

黄仁伟指出，现在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有别于传统安全观。区别有4个：从狭义安全到广义安全、从绝对安全到相对安全、从单边安全到多边安全、从盟国集团安全到盟国和非盟国伙伴的共同安全。

“新安全观”给中国走出安全困境指路

黄仁伟指出，中国的安全困境主要是，崛起过程中的内外结构变化和中国安全能力之间的差距。结构的迅速变化和能力不能跟上结构变化之间的差距，是目前的主要问题。这个差距并不是说我们已经面临着外部入侵、国家被颠覆的危险，而是说如果我们碰到不能适应这个结构的时刻，就会出现安全危机。

黄仁伟指出，“新安全观”就是要解决新的安全困境，解决能力和结构的问题。如果结构改善得好或者能力跟得上，危险就很小。如果我们不解决问题，陷入新兴大国挑战老牌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中了老牌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圈套。

黄仁伟进一步分析指出，如果挑战世界结构，中国将受到这个结构中各种因素的围困。按照传统安全观的思路，为了打破围困，中国倘向霸权国家“摊牌”，就会导致大国进行一场“决战”，这就回到了德国、日本的老路上去，而“新安全观”则致力于解决崛起中面临的这种困境问题。

“新安全观”有深远国际意义

黄仁伟指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具有联动性、互动性。“新安全观” 致力于解决内外两种安全的问题，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建构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和能力，用“亚洲安全观”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机制和中国同周围国家的安全共享问题。

黄仁伟认为，以这两个安全观为指导来建设中国安全能力和安全体制，从长远来说有很深的国际意义。美国虽不愿意中国发生这种改变，但是早晚也会接受。这种能力和结构变化并不威胁美国，反而为未来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