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半数公务员讨厌上司 抛弃"金饭碗"寻找幸福感

　　2014年1月，美国“公务员合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公务员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又创新低。手捧“金饭碗”，这些公务员仍然活在无尽的忧虑中，他们担心政府关门会重演，愤慨晋升通道太窄，控诉上司没有魄力还爱给下属“穿小鞋”。作为结果，美国联邦雇员抛弃政府，果断“出走”。

　　美国公务员幸福感持续下降

　　4年前，彼得·奥斯泽格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辞去在联邦政府的“金饭碗”。为联邦预算办公室辛苦工作了3年半后，他投奔了华尔街。奥斯泽格告诉美国《大西洋月刊》，政府迫切需要聪明和有才干的人，但他理解那些转投私营部门的联邦雇员，并且支持他们的决定。

　　纵横商场的青年才俊不愿搬到华盛顿，领更少的薪水，卷入毫无效率的办公室政治。“政府处在两极化的环境中，两党在国会各据一方，根本没有中间地带。”奥斯泽格称，“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说，在政府工作让人兴奋的就是能为国家做些实事，但公务员之间的互相攻讦令人疲惫。”

　　2014年1月，非营利性机构“公务员合作组织”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联邦雇员的幸福感并不高。奥斯泽格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他透露，接受调查的公务员平均幸福度是57.8%，而私营部门雇员是70.7%。该调查覆盖了联邦政府97%的机构。综合过去10年的数据，该组织发现，公务员的幸福感正逐年降低。

　　官员之间的明争暗夺和政治分歧让普通政府雇员感受很差。“你被困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什么都做不了。只要能避免更糟糕的事发生，即使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你也能获得奖励。”

　　当记者询问奥斯泽格：“政府怎样做才能挽留你？”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怎样都不可能。”

　　半数公务员讨厌上司

　　马里奥·萨拉萨尔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美国公务员系统，2005年退休。他在《华盛顿时报》撰文回顾了自己的公务员生涯。

　　他说，美国的公务员并不是直接为公众服务的，而是为总统指定的行政团队工作。虽然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很少受总统换届的影响，但如果你忤逆总统指定的行政官员，仍然面临着被开除或雪藏的命运。萨拉萨尔说，他曾经亲眼看到与上司持不同意见的同僚被迫更换办公室，到充当储藏室的小黑屋里办公。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技术官员，就很难在保持正直的同时获得成功。你要经常在压力之下作出违反科学精神和事实的结论，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成了‘不擅长团队合作的人’。这样的事情重复几次后，你就不会再有机会参与重要的项目，上司和同事还会指责你不完成本职工作。”萨拉萨尔说，他的一些同事为了自我保护，详细记录自己的工作，并在受到指责时拿出来作为证据。但这样会被上司怨恨，你就不会有升迁的机会了。

　　调查发现，美国公务员普遍厌恶他们的上司。有51.8%的受访者对顶头上司颇有微辞。在一些部门，这样的恨意格外强烈，金融犯罪执法系统的负责人只获得了22.5%的满意度。

　　公务员对上司的抱怨集中在回避风险上，他们将政府工作风格定性为行动迟缓、官僚主义、照本宣科、不喜欢创意。

　　领导“不给力”是政府工作无法吸引顶尖人才的原因之一。奥斯泽格说：“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在未来20年中，政府部门的高层将后继乏人。”

　　现实主义战胜理想主义

　　莉亚·菲弗很早就决定献身公共服务领域。她在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工作。到2013年10月美国政府关门时，29岁的莉亚已经在公务员系统工作了3年半。

　　这段时间里，她亲历了政府关门、工资冻结、福利缩减。在近距离观察过国会的争吵和政府的功能障碍后，她开始考虑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路径。“现实主义的政治战胜了我的理想主义。”

　　“我从未想过要离开联邦政府，”她对美国《赫芬顿邮报》说，“但我有助学贷款要还，还想买房子，我不想每两年就要为保住职位提心吊胆。有人问我是否考虑放弃公务员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考虑留下来？”

　　2013年10月，美国政府关门时，近8000名联邦政府雇员在一夜之间放了大假，政府甚至没有承诺他们这个无薪假期要持续多久。美国“此时此地”电台称，政府关门的第二周，一些公务员不得不减少支出并动用储蓄金，很多人萌生了寻找新工作的念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雇员告诉《赫芬顿邮报》：“我认识的多数公务员都在寻找新工作。”

　　强制休假让莉亚难以规划未来。“我正在攒钱买房子，但我的按揭申请一直待在抽屉里。在搞清楚自己的财政状况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之前，我不敢提交申请。”她说，“每次听到国会说，让经济和房市复兴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我都会感到沮丧。国会使我无法工作，剥夺了我为这两个目标作出贡献的机会。”

　　狭窄的晋升通道

　　进入电子时代后，美国印刷局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角色。金吉尔·戴维斯是印刷局50多位文员中的幸运儿。她在进入联邦政府26年后，终于成为行政助理。戴维斯告诉《华盛顿邮报》，两年前，当人力资源办公室向她伸出橄榄枝时，她被吓到了，随后阅读了很多与行政管理相关的书籍。她告诉自己：“到了我发光的时候了。”

　　戴维斯年逾五十，是“婴儿潮一代”。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公务员系统中度过，即使政府关门也没有打击她对公务员职位的信心。然而，正是戴维斯和她的同龄人打消了莉亚等人继续为联邦政府服务的念头。

　　莉亚说，政府关门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在政府冻结公务员工资时，她的内心就开始挣扎。她的很多同事出生于婴儿潮，他们退休后，本应留给年轻人的晋升空间却受到了阻隔。“我的一位同事8个月前退休了，我申请了她的职位，对我来说算是晋升。但是总部表示不打算补上这个空缺。”

　　莉亚正是美国联邦政府希望吸引和留下的那类人，但她表示，看不到公务员生涯的希望。他们经常受到纳税人的咒骂，称他们为“收入过高的官僚”。就连奥巴马总统也哀叹，这些公务员已经成了人民的出气筒。

　　马克思·施蒂尔是“公务员合作组织”的CEO，他说，他和同事听到了许多令人沮丧的故事，人们成群结队地离开政府，另谋高就。

　　“长远来看，这将对政府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他表示，“政府的好坏取决于其中的工作人员，而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正在离开。这甚至会影响打算进入政府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