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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新兴市场国家 国际秩序构建者
王友明
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巴西、印度等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巨变，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化和多极化的方向演进。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多点开花，群芳争艳。从崛起进程和发展潜力来看，分成3个梯队。
一是由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10多年来，金砖国家经济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速。除南非外，金砖国家均已跻身世界十大经济体。
二是由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5国组成的“展望五国”。这5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
三是由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11个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新钻11国”。这11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有不俗表现，发展潜力仅次于“金砖国家”。
三个梯队划分中，南非、土耳其等国兼具两个梯队的特点，因而重叠出现。三个梯队的经济发展与复苏乏力、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的欧美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
这些国家的崛起呈现规模与质量同步提高、发展模式创新、扩大发言权等特点。
首先，这些国家大都出现连续5年以上的增长，进入二战结束以来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从总量看，早在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1.87%，目前已超过60%。从质量看，虽然多为粗放式发展，但增长质量明显提高。
其次，这些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有的国家恰恰是在追随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失败后，按照自身国情探索发展道路取得成功，从而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
第三，国际政治权力的划分与秩序重构已无法将新兴市场国家置之度外，这些国家也顺势而为，普遍要求增加国际规则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制定权并且加强合作，力争通过整体突破，实现自身利益。
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已形成了多个国际合作机制，代表性的有：“金砖国家”机制、中俄印三方会晤机制、“8+5”中的五国会晤机制、气候谈判中的“基础四国”机制等。
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新兴市场国家进入制定国际规则的最高议事场所，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核心机制的改革，在其中的份额和代表权得以提升。国际权力体系平衡被打破，国际政治格局正从西方垄断国际事务向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方向转变。新兴大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多哈回合谈判等多边机制中，与守成大国围绕责任、权益的合作与竞争同步增长，力图在世界秩序重构中占据主动。
新兴市场国家正从国际权力的边缘走向中心，从主流国际体系的外围走向内部，成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展中国家研究部主任）
区域组织 国际重要行为体
崔洪建
由经济联合起步、并逐步走向安全和政治协调的各种区域性组织，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区域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出现的经济—政治现象，基本遵循区域内相关国家为谋求共同发展、降低发展成本，从关税同盟起步，逐渐过渡到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经济与货币联盟，乃至政治与安全联盟的发展路径，如欧盟、东盟等。也有一些区域性组织以政治协调、安全合作为主要诉求，但仍以成员国之间在经济、财政、交通、文化、卫生、社会福利、司法、签证等方面的密切合作为基础，如阿盟等。
区域一体化组织遵循聚弱成强、合众为一的发展逻辑，在当今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和安全行为体，是新型国际行为体的代表。欧盟正遭遇到严重的债务和经济危机，区域一体化在欧洲内外也因此遭受质疑。但出于成员国利益和成本的计算，欧洲一体化已无路可退，危机正成为欧盟深化一体化的重要契机。
在借鉴欧盟一体化发展经验并结合本地区实践的基础上，世界各地区一体化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非盟是继欧盟之后成立的第二个重要的地区国家联盟，拥有54个成员国。非盟也计划在未来使用统一货币、加强经济联合，同时还要联合军事防御力量，并成立跨国家的管理联盟事务的“内阁政府”，以建立起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为一体的全洲性政治实体为目标。
在亚洲地区，由10国组成的东盟提出，未来要建成以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同时，通过与区域内主要大国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建立起来的对话磋商机制，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稳步上升，成为亚洲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力量。
阿盟是阿拉伯世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在近年的中东北非局势动荡中不断协调立场，发出一致声音，对本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有所上升。此外，拉美地区、南亚次区域等的区域一体化也正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
从目前区域一体化发展取得的经验来看，在经济上，区域一体化使区域内各国在市场整合、资源配置和人口流动方面获得便利，降低了合作成本，有利于共同、均衡发展。在政治上，区域一体化虽然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但建立在成员国主权转移和让渡基础上的一体化实践，正改变着民族国家的固有形态，其发展也正逐渐改变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格局、结构和游戏规则。由于区域一体化组织以多边合作为原则，因此在国际事务中也大多推行多边主义的议事规则和解决方案，有助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平等协商解决。
在区域一体化实践中，也存在经济封闭和政治保守的危险倾向，经济和政治上的保护主义有可能导致恶性的国际竞争。只有坚持开放、包容原则的区域一体化，才是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部主任）
二十国集团 经济治理新平台
苏晓晖
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主导权方面经历了由独享到分享的进程。以七国集团为核心的西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决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建立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扩大重要国家之间就经济和金融政策议题进行的讨论。1999年，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由此诞生，但仅是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补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金砖国家等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而发达国家深受冲击，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二十国集团走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前台。2009年，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宣布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实现机制化。
七国集团演化为二十国集团的实质是，新兴市场国家打破了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垄断地位，发言权大幅提升。当前，重大经济问题已成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主要讨论内容。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二十国集团中作用的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步入新阶段。
尽管目前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越来越多地获得认可，但人们普遍担心，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济治理、试图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由其主导的规则和话语体系的目标并未改变。另外，西方经济体的不良行为也增加了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发挥作用的难度。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量化宽松政策，压新兴市场国家为西方经济治理缺陷买单，打“碳税”牌，以“绿色经济”为幌子增加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或援助门槛。二十国集团仍面临重重困难与考验。
随着实力提升和国际影响力扩大，作为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技术层面，中国通过二十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中国认为二十国集团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应发挥其在危机应对、政策协调、议程设置、实现共同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中国主张二十国集团需要在后危机时期延续和扩大其效应，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国际金融有效监管。在规制层面，中国力促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认为，二十国集团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支持，希望二十国集团充分听取非成员的意见和关切，继续加强自身机制建设，不断提高代表性和平等性，推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金融利益集团 西方危机制造者
李维维
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西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制度性问题引发焦虑。
在美国，为应对危机，政府投放大笔财政支出，拯救“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在欧洲，不同利益集团的掣肘更甚。应对危机本需各国联手，然而欧洲各国始终无法团结一致。于是乎，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危机接踵而至。无论怎样辩论，在资本称王的西方，程序上的民主已难成为平衡各方的灵丹妙药。
金融至上体制带来的危机严重困扰西方，造成从政府到个人的过度借贷，虚拟经济泡沫急剧膨胀，进一步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危机，也深深拖累了经济发展。然而，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由于金融势力的强大，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倒向了危机的始作俑者——大的金融资本集团，金融至上体制下的金融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的民主，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和社会动荡此起彼伏。此外，西方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者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等旗号发动局部战争，增加了西方国家的财政负担，加重了经济困境。
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虽然在数百年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制度的困境已然显现。民主被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公共机构脱离了为多数民众服务的初衷。
西方发达国家的困境引发全球反思。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吸取西方的教训，扬长避短，利用后发优势，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构建能够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系统，避免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部副主任）
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郭宪纲
在国际政治中，“极”指的是能够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多极”指的是世界上同时并存的3个或3个以上的这种力量，而“多极化”则是用来描述国际格局从单极或两极向多极演化的态势。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短暂出现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格局后，眼下正朝着世界多极的方向加速演进。
世界多极化孕育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当时，主宰世界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实力开始相对下降。面对美国丧失二战后绝对优势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说，即世界上出现了美国、苏联、中国、西欧、日本五个力量中心，形成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进入8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欧洲和日本已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挑战。从经济的角度衡量，世界已开始从两极转向多极。
不过，从综合实力上看，这时美苏仍是两大主要力量，中国、西欧和日本虽实力上升，中国甚至被提到与美苏并列的大三角关系之列，但与美苏相比，综合国力相距尚远，不能成为一极。国际格局仍是两极框架，世界多极化尚处于萌芽状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进入了一极或一超多强的格局。此时，世界多极化虽有发展，但各力量间仍很不平衡。单边主义一度大行其道，美国不顾包括西欧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世界多极化趋势似乎受挫。美国一些学者也错判形势。其代表人物是克劳斯·海默，他在90年代初宣称世界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时刻。在这种单极论盛行下，基辛格头脑冷静，在1993年告诫世人，由于共同敌人和威胁的消失，西方联盟的凝聚力下降，欧洲、日本与美国的利益冲突增多。同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日本、德国或欧盟及中国必将崛起，美国尽管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力在下降。
基辛格的判断是客观和准确的。进入21世纪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开始提速，主要缘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出现了不利于西方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新世纪开始发力，崭露头角，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出现了超越发达国家的趋势。
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欣欣向荣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深陷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复苏乏力，债务缠身。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西方国家构成的七国集团演变为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国家共同组成的二十国集团，以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也相应扩大。
对于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学者予以肯定。如美国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多·托马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布里亚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世界正沿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
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的原因很多，譬如美国的过度扩张政策、金融监管力度偏弱等，但最重要的动力是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
二战后，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构成生产要素的人员、技术、设备、资金在全球流通加快，跨国公司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抓住历史机遇，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学习先进科学，掌握生产技术，培养人才，发展本国经济，逐步奠定了赶超发达国家和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基础，由量变到质变，逐步形成了能够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极”，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之所以表现突出，正是由于它们依托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的埋头苦干，才得以使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越来越重。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改变着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使世界多极化进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势头。
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推进，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社会信息化全面展开。新媒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加直接和迅速，任何力量若为所欲为、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和广泛的谴责。如美国发生的“虐囚门”事件的图片，通过网络快速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对美国形成巨大压力。美国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原因很多，但与国际舆论的这种压力密不可分。可见，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动力之一。
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它否定了一种或两种力量独领风骚、主宰世界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意义深远。
首先，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由于多极化，世界力量对比趋于平衡，而在多种力量相互制衡下的世界，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比起为所欲为的单极世界或剧烈对抗的两极世界，将会大大降低，从而为和平与发展长期成为时代的主题创造了必要条件。二战后，区域战争时有发生，但未再爆发世界大战，与世界多极化密切相关。
其次，世界多极化为人类的文化多样化和繁荣提供了沃土。在单极或两极世界下，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容易失去互相竞争和促进的动力，丧失向前推进的活力。多极化的世界恰恰有利于多样性的文明存在与发展，因为在世界多极化时代，任何一种或两种力量都无法将自身的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从而保持了文明的多样性。而多样性的文明间可相互学习和借鉴，取长补短，从而展现出勃勃生机，孕育出新的创造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再次，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相辅相成。在力量失衡的单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强加自身意志，毫不顾及他国意愿。在多极化的世界，任何力量都会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国际规则、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反映出各国的诉求。在越来越民主化的国际社会，需要遵守多数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建立的国际秩序。因此，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是良性循环的关系。
第四，世界多极化反过来亦有利于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在单极或两极世界，主导世界的一种或两种力量会限制其他国家和地区按照自身利益和国情发展经济。而在多极化趋势不断加深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获得了更多发展空间的条件下，能够更加自主地决定经济发展道路和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世界多极化仍处于形成期，但随着其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间相互作用的加深，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