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与大平正芳合影。 　　（商务印书馆供图）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一行于访华期间参观陕西省博物馆。 　　（资料照片）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 　　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一版

　　第一次听说大平正芳这个名字，是源于一家书店。一位在日本进修的长辈送了我一本书作为礼物，大概是为了表示鼓励，又告诉我，那家书店，据说曾经是日本首相最爱光顾的。

　　这个首相，指的便是大平正芳。

　　那时候，我只是对这个名字留下了一点印象，却不知道，原来他与中国之间还发生过那么多故事。

　　很久以后，偶然看到一篇趣文：当年中国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不仅因为有小平，也因为有大平，“小康社会”“翻两番”“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概念，是在小平和大平的谈话中形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小平主持，有大平援助。

　　小平当然就是邓小平同志，大平即大平正芳。“二平”的奇妙碰撞，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仿佛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

　　由此，我开始对这位日本首相产生了兴趣。从历史文献资料中，从他的回忆录和生平著作中，从外孙女所写的他的传记中……无数文字堆积起来，在我眼前，慢慢勾勒出他的轮廓。

　　从“和而不同”到“椭圆哲学”

　　1910年春天，大平正芳出生在日本香川县三丰郡丰滨村一户普通的农家。这个家庭因为要养活6个孩子，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正如大平正芳在回忆录《我的履历书》中所写的，他从记事时起，“总是穿着袖口油光光的衣服和稻草编的草鞋”，每顿饭只有“一汤一小菜”。上中学时，父亲去世，生活变得艰难起来，他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同时还要编织草帽以补贴家用，常常连完成作业的时间都没有。

　　农家出身在大平正芳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童年磨砺更铸成了他坚韧、沉稳、讷言的品性。于是，才有了后来政坛上大名鼎鼎的“钝牛”，不擅言辞，却有着“一事既决，宁死不回”的劲头。曾任大平内阁建设大臣的渡边荣一，赞扬他如同“农家的石磨”，形态朴实，质地坚固，行动稳重，“毫无豪华做作之感”……

　　大平正芳对中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是从小便被父亲种在心里的。在他的记忆中，父亲虽然“说不上有学历”，但竟也“擅书法，颇通和汉古典”。受父亲影响，大平正芳也就从小擅长书法、熟悉汉文。在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中，他的汉语成绩仅比日语成绩低了2分，是考得最好的科目之一。中学时期，父亲去世，但这种学习并未中断。青年时代的大平正芳阅读了大量汉学著作。也许，除了兴趣，在他心里，汉语也寄托着对父亲的一种怀念吧！

　　他似乎对中国古典哲学尤其喜爱，《老子》《庄子》《论语》等都读得很熟。在他留下的书法字帖中，有不少都是深得其中精髓的词句，比如“天道无亲、大巧若拙”“真味是淡、至人是常”……莫不如是。因此，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他“深沉透彻”的东方哲学气质。田中角荣就曾经评价：“与其说大平是政治家，不如说更像哲学家或宗教家。”“宗教”二字，是指他看待事物以及施政方针中的宽容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核相一致么？更有甚者，他还据此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椭圆哲学”。他认为矛盾的对立面正如椭圆的两个焦点，应强调它们之间的平衡和制衡，而非一味地对抗。在后来的党派斗争、内政外交中，他都能抓住两个焦点，在两者之间巧妙地斡旋。这套哲学，成为大平正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不吝生命为中日友好架桥

　　大平正芳一生中，曾4次踏足中国。在隔着书册，如雾里看花一般观望了多年之后，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中国，是在他29岁的那一年。

　　1936年，大平正芳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进入大藏省——那是日本当时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中央政府机关。3年后，他被派往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兴亚院是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设立的，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占领区的对华政策，蒙疆联络部便位于沟通北京和内蒙古的要冲地带——张家口。

　　这次“见面”，中国的满目疮痍、贫穷落后让大平正芳既震惊，又失落。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也令他深感厌恶。同时，他还看到了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对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战时日本对华政策的设计与制定都是十分短视的。可以说，在那时，他已经预见了日本将要战败的结局。

　　一别30多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已经成为身居高位的政坛领袖。

　　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随田中角荣访华，拉开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如果问当时接触过日本高层政治家的中国人，谁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贡献最大，大多数人一定会答道：大平正芳。在恢复邦交的谈判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真诚努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时，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田中角荣到达北京当晚，在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一句是：“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听到如此轻描淡写的致歉辞，在战争中饱受伤害的中国人感情上无法接受。在随后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都表示对这句话非常不满。双方起了争执。

　　眼看这次访问就要无功而返，大平正芳心急如焚，他提出，去长城参观的路上想与姬鹏飞外长同车，再争取一次深谈的机会。

　　当时车中情形，担任翻译的周斌在《大平正芳印象》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车一发动，大平正芳就发表了一通恳切的长谈：

　　“姬部长，我和你同岁，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论。我们双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想来想去，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受命到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作过社会、经济调查，为期一年十个月。那是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考虑到日本当前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关系，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述，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战争后期也被征兵，到过牡丹江，不久就患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他没有打过一枪战争便结束了。但他也熟知那场战争，观点同我一样。”

　　“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做出最大限度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来干的。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难于返回日本。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呼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告周总理。”

　　不同于圆滑的外交辞令，大平正芳这段话，句句真诚，惊人的坦率，几乎可以说是“剖心之语”。我读到这段文字时，都不禁为之触动。周斌写道：“大平在诉说上述内容时，看上去眼睛里有泪花。”

　　这番表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大平正芳提议的“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这句话，被中方接受，写进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大平正芳对姬外长说的“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并非夸大其词。

　　当时，日本政坛派阀林立，斗争不断，首相更迭如家常便饭。大平正芳的表态，让日本的反对派势力极度不满，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各项合作协议的落实，各种攻击谩骂也向他袭来，大平正芳承担着巨大的压力。1974年，他决定再次亲赴北京，进行对合作十分关键的航空协定的谈判。临行前，家里不断接到恐吓信，台湾方面也放出风声，扬言要击落他的专机。无奈之下，大平正芳不得不隐匿行踪，乘坐普通航班绕道香港，总算平安抵达。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当时是抱了殉职之决心的。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这可能是他们俩最后一次一起旅行，“我预感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杀掉，只有老天有眼，帮我一把，访华谈判才会成功”。走之前，他甚至给妻子留下了遗嘱。

　　好一只“钝牛”！好一个“一事既决，宁死不回”！

　　这样一位不吝以生命来为中日友好架桥的人，怎能不让两国人民怀念呢？

　　几个跳梁小丑，终究挡不住历史的洪流。

　　等到大平正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时，一切已云开雾散，再没遇到什么阻力。那是在1979年12月，这一次，他是作为日本的首相，来商量如何加强两国多方面的合作。

　　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见到了小平同志，并询问起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大平正芳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有着经济学专业的教育背景，又在主管经济领域的政府部门工作了15年之久；在他跻身政界高层之后，还曾经协助池田勇人首相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原本计划在10年内实现的收入翻番，7年内就顺利达成了。

　　很多年后，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领导人时，还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次谈话。

　　“自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

　　“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

　　“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

　　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这次北京会谈之后，大平正芳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西安，以示对中日文化渊源的重视。回想千年前遣唐使走过的道路，他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温故知新”。面对西安民众的鼓掌欢迎，他开心地对妻子开起了玩笑：“应该把选区搬到西安来，不用拼命竞选也能赢了。”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半年时光了。

　　大平正芳任首相，仅短短一年半。好不容易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攀登上事业的顶峰，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上天却那么残忍，不肯多给他一些时间。他的心里，应该有很多遗憾吧？大平正芳去逝后，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伊东正义时曾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

　　大力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在大平掌权期间，一直大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他从未疏于反省战争责任，时时不忘引导国内舆论。1978年，经济评论家田中洋之助向他反映，民间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日本如今“反省过了头，对中国过于卑躬屈膝”。大平正芳立刻反驳说：“最近日本的潮流不是进行反省，反而是连必要的反省都还没有做够，没有从加害者的立场和被害者的角度出发，公正地看待日本是加害者和中国是受害者这样的一种日中关系。”

　　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西方历史的狭隘经验，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变得强大之后会搞对外扩张，在当时的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担忧。大平正芳却公开表示：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不一样的，美国把中国看成和苏联一样具有对外扩张的威胁，值得商榷；面对日本这个给自己造成那样大危害的国家，中国都没有要求赔偿，遑论搞对外扩张了。

　　更令人叹服的是，大平正芳仿佛已经以他敏锐的目光看到了未来，不时流露出隐隐担忧：“现在都是友好气氛，好像很热闹，当30年、40年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一定会有难题发生啊……”

　　预言果然应验。只不过，连大平正芳也没有料到的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速度如此之快，而日本又因为房地产泡沫，陷入了长达10年的大萧条时期。两相对比之下，担心自己“区域主导地位”被取代的恐惧开始滋生，对中国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而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发展，两国也一度摩擦不断。

　　日本的政治家一定也意识到了这种失衡，也许想起了大平正芳的预言。近年来，对于他“椭圆哲学”的研究开始流行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觉醒”。每次读到这些，我都忍不住幻想，假如大平正芳在首相的职位上能干得长久一些，推出更多的政策，用他的政治理念影响更多的人，今天的中日关系，会不会更上一层楼？像美化侵略历史、篡改教科书之类的举动，是否就可能不会出现呢？

　　当年，为了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日本每年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无偿援助。第一笔贷款，也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间落实发放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贷款活动直到2008年才结束，持续长达近30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

　　无偿援助则全部花在了改善民生的一些中小项目上。比如中日友好医院，至今仍是北京著名的三甲医院之一。其中，大平正芳亲自过问、十分关心的一个项目，便是在北京外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的“日语研修中心”，学员们亲切地称之为“大平班”。我的那位长辈去日本进修之前，便在“大平班”学习过日语——难怪他会对大平正芳那么关注，连他曾经爱去的书店都有所耳闻呢！

　　又回到书店了。我在心中勾勒出的大平，从书店落下第一笔，那就从书店结束最后一笔吧。大平正芳是日本公认的“文人首相”，“政界第一读书家”。他曾在随笔里写道：“无论身边事务有多繁忙，我每周也会有一两次信步去逛逛书店……读书是一种灵魂的食粮，特别是对那些经常俗事缠身的政治家而言，是净化精神、与时俱进和敏锐洞察时世所不可或缺的。”因为爱逛书店这个习惯，还闹出过一场虚惊——某一个周日的午后，警卫突然报告“首相不见了”，引发了一场疯狂寻找，最终发现他正在新书架前，看得津津有味。后来，身边的人都摸出了“门道”——只要首相“失踪”，十之八九是在书店里。

　　他的外孙女渡边满子回忆，在她的高中时代，外祖父有时会来家里，走进她的房间，然后静静地看一下书架就回去了。满子说：“我想，他是想通过书架来确认我在思考些什么吧。不知道映入外祖父眼帘的那些书是否合他心意。”她在回忆录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到死为止我还能再读多少本书啊……”这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正月，外祖父嘀咕的话。父亲听到后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就选择了缄默。

　　我在心里默默记下“虎之门书房”的名字。下一次，去东京的时候，我想我会到那里的街道徘徊，寻找一场我与书店，与大平，与时光的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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